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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记下这些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驱逐出政治舞台、流放于人间之外的人与事。他们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尽管都是败将残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胜利者更为经久,也更为后人景仰。
《顺长江,水流残月》一文,是为祭奠罗隆基先生而作。因他无子无女,尸骨无存,他的冤魂也不知飘荡于何处?便觉自己肩上有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一位中共党员身份、曾任政府要职的人对我说:“瞧你们民主党派的那些领导人,比共产党还差劲。人简直就像是没了骨头。”
“差劲,不也是共产党要他差劲嘛,没骨头,不也是你们剔的吗?”这是我的回敬语。
登时全场沉默,没了话头。
身受羞辱,深感羞耻。“依人”已自不堪,何况以“无骨”鄙之。可扪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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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己不也是瞧不起民主党派吗?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些谦卑之相,我不是也要骂几句吗?再说,我与民主党派又有多少联系呢,不也是很久没踏进中国民主同盟的大门了吗?当然,人家也没请我去,也怕我去。
差劲吗?人家还说准了,就是差劲。前不久(二OO七年三月),无意间看到香港凤凰电视台制作的一期人物节目,说的是民盟中央前主席张澜。节目除了几张老照片,就是几个嘉宾叙述张澜的革命功业。我毕竟关心民盟,关心父辈,其中某些嘉宾我也认识,便也耐着性子看下去。不承想,几个人说了半晌,居然把个罗隆基一笔带过。伤心,酸心,寒心。别老说人家中共抹杀记忆、歪曲历史了,咱民主党派也一个样儿。
好,文章就从这里写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盟上层人士都了解:张澜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不善社交,诸事多依仗极具雄辩之才的罗隆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民盟被迫解散,张澜那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奋斗下去——“声明”里的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它出自罗隆基之手。罗氏长于议论,风发泉涌,连老蒋也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五七年民盟中央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斗争罗隆基的时候,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反复交代怎样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张(澜)主席,如何“千方百计把张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乃至“不择手段地利用他(即张主席)、蒙蔽他、控制他……”1)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当年罗隆基坚持“党派dú • lì”的罪行录,今天看来就是一本功劳簿。水不澄,则不清。中共不澄清,民盟便不澄清?一口黑锅让罗隆基背到死,背到今。这样讲述张澜,张澜就光芒万丈啦?
这里,需要追问一句:到底罗隆基把张澜拉到了一条什幺样的邪路呢?其实,所谓的邪路,就是中间道路。中间路线既反对国民党搞的那一套,也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那一套。所以,这是一条两头不讨好、被国共两党左右夹击的艰难之路。父亲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随邓演达先生搞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明显靠拢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坚持搞军事活动(另文叙述)。而罗隆基则是坚守、积极宣扬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识分子身上。父亲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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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努生(罗隆基字)的做法太虚,某些主张在中国只能是空谈。上了台面,罗隆基总是备受瞩目、赢得掌声一片;回到盟里,父亲得到的是吸收盟员、建立机构的实际收获。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二人作风迥别,性格各异。对立归对立,但民盟却是生龙活虎的。那时的中国民主同盟,也还真的给中国政治带来一丝新风。许多不满国民党,也不满共产党的人,以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难怪胡愈之(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在一九五七年前,对章罗是百般迁就的。当时就有人问胡愈之:“你能对别人发脾气,为什幺偏偏对章伯钧、罗隆基那幺软弱?”
胡愈之答:“民盟中央没有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章罗。”
“要是没有他俩呢?”
“民盟就会垮掉。”
胡愈之的这番话,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向党“交心”运动中,被写成大字报2),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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