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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中共也看中民盟，因为它是有政治号召力和思想活力的。máo • zé • dōng心里很清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参加民盟，不等于愿意跟共产党走，故对民盟很下工夫。比如重庆旧政协开会的前后，周恩来总是主动上门，到国府路三ＯＯ号民盟总部来商谈。周鲸文回忆道：“周恩来商谈问题一般都不在客厅，而是约在罗隆基或我住的房间3)。”那时，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来爬上走下地来走访，与父亲协商问题。林彪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只有数月，他也曾探望父亲。当时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以及父亲在内，都不想完全切断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与陈诚之间、罗隆基与宋子文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谊。恰恰老蒋死命挤压民盟，盯梢，跟踪，暗杀，直至解散，硬是把个中间道路堵死，硬是把个民盟推到中共一边。加之，máo • zé • dōng及时放出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高扬“联合政府”的旗帜，它们终于打动了这些民主人士。务虚的罗隆基、务实的章伯钧都相信了。尽管他们都不信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但都觉得中国历史进程的确需要“民主主义”，中国社会的确需要“联合政府”。无论作为政党、还是作为个人，这些民主人士都觉得在“联合”期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在这个时候，章罗的分歧显露出来。分歧表现在对待中共态度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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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沉钧儒、史良等救国会成员参加进来后，父亲为了第三党的地盘和实力，与这个被称为“中共外围”的救国会结合在一起，成为民盟中的左派。当然，民盟选举的时候，第三党和救国会争抢份额，父亲也和沉钧儒拍桌子。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月一日，máo • zé • dōng就口号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致电沉钧儒，李济深，说明此举已成必要，时机业已成熟，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号召召开新政协。父亲和沈钧儒是民盟的左派，自是闻风而动。第二天（五月二日）即与其它党派的负责人聚会于香港罗便臣道九十二号李济深寓所，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五月四日父亲与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此后，沉钧儒和父亲等人还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书面和口头谈话。除了肯定中共“五一”号召是和平民主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以外，沉钧儒还认为“五一”号召表明中共并非实行一党专政，中共也绝无包办国是之意。

民盟中央把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事，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不料想罗隆基并未闻风而动、跟着表态。他“挟持”张澜主席，为其起草了一封信给沉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个民盟中常委暨在港中委，要求大家在发表文件时必须留意两点：一，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民盟是绝对dú • lì的政治集团。沪港两地，左右对峙。民盟四大头牌：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基姿态各异。“一个蹴起秋千出林杪，一个折回罗袖把做扇儿摇”。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这是成心从中作梗，而且就是给中共“作梗”的。

一不做，二不休。当初，张澜允诺每月从上海给香港总部汇款。从香港总部响应“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就设法阻挠，中断了汇款。这使得一九四八年夏秋两季的香港民盟总部处境十分困难。难怪一直负责民盟组织工作的父亲大骂罗隆基，说他要是坏起来简直像个小人。罗隆基为啥要切断粮草？理由不也是明摆着的吗？你香港民盟总部已经接受中共的领导，走向“一边倒”了。既然背离了民盟宗旨，我干嘛还支持你？

此后，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商议，又是罗隆基起草执笔托人带信给民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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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要求在征得沉钧儒、章伯钧同意后，民盟中央必须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三项：一，实行协和外交，莫倒向苏联；二，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渗透；三，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政纲不同的话，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这三项是要求，也是声辩。而末尾的第三项是张澜一再表示坚持的：“民盟要保存批评权利。”罗隆基支持张澜，他对中央统战部专门负责党派工作的于刚说：“联合政府中，各党派是并立的！将来若以批评作为政治罪，则不接受。”在一片混声合唱中，罗隆基坚持独唱，发出了绝不作伪的声音。

那时的民盟是有风骨的，也是有样子的。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有所预见。预见什幺？预见民盟极有可能在一种虚假的“联合”与“平等”中，丧失自主性。信件言辞峻厉，峻厉的后面是忧惧。信件是托吴晗带的，但还没交到沉钧儒、章伯钧手里，就遭到楚图南（中共、民盟交叉人员）等人激烈反对而搁浅。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对还是错？我们可以作出掂量——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光彩还是耻辱？需要说明的是，张澜自己就是个很有政治主张的人。要不然组建民主政团同盟时，三党三派也不会让他来出任主席。比如一九四八年外国记者访问张澜。张澜说：中共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希望máo • zé • dōng做铁托。采访文章发表后，有人觉得张澜的话需要更正。于是，罗隆基立即另写了一篇文章，找到张澜。张澜瞥了一眼稿子，道：“讲了就讲了，更正啥子！”一口川腔。

如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靠中共养着。我为了写父辈的故事，曾到民盟中央寻找材料。人家告诉我，由于定期及时上缴中央统战部，民盟早就没有自己的档案了。惊骇万分：一个政党的历史居然由另一个政党管着。说穿了，就是不要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忆！一个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像你父亲和罗隆基这样的顶级人物，在统战部的档案是单独存放，均以名字标出。材料也多得吓人，令尊大人的档案大概有一人高。”我想，罗隆基档案也该有五尺多厚吧，因为他一辈子写日记，一日不缺的日记。反右过去五十年了，章罗也去世四十多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三十年解密之规定，反右档案早已过了保密时效性，该解密了。可至今为何依旧密封？请告诉我们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你说不解密吧，偏偏去年（二ＯＯ六）文物市场拍卖章伯钧写给中央统战部的信函，被我的好友购得。朋友拿出，让我一辨真伪。看着父亲清淡的行书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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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扣”在上面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血红大印，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今年年初（二ＯＯ七）黄苗子从香港回来，也对我说：“你父亲的字，好贵呀。”父亲不习书法，肯定又是他的信函。这到底是怎幺回事？依据我六十年的人生经验，遇事决不可往好处想。我的初步判断是：上边从东欧的颜色革命获得了启示，开始有步骤处理（即销毁）档案了。统战部管理的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是名家、大家。比如叶恭绰，郭沫若，张伯驹，沈尹默，启功等。于是，有人在“处理”的时候，也就“藏匿”了一些——它们太值钱了！卢梭说：“时间能揭开种种帷幕。”时间能揭开当代中国的种种帷幕吗？

现在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原来不过是一个部的副部长、一个省的副省长、一所高校的校长、一家医院的院长罢了。也不知道他们对民主党派有多少认识、又有多少感情就来当头头，从前捞不到的诸多名利和众多实惠，轻而易举捞到了。干个三五载，谁个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且一当就是十年。为了官位长久，还献媚统战部，打击本党人。“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可悲、可怜、可耻的处境因年深月久，已经让我们的民主党派颇为适应了，稍有“恩泽”，便感激涕零。以至于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司机调到中国农工民主党机关，也变得威风凛凛。我的嫂子曾偷偷在厨房对我说：“民主党派可怜呀，人家不要的司机，我们也顶在头上！”血在煎熬，心在蒸煮。如此不堪，婢妾不如。

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政治上消沉，对民盟极其失望。一九五二年的七月九日，于刚被上边指派，约罗隆基做了一次长谈。罗隆基开诚布公地向中共表达并解释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他首先说明的一九四九年前某些被中共怀疑的问题。比如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他说自己从未拒绝与美国人见面。以前见面是劝美不要援蒋，后来见面则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苏联。他还告诉于刚，司徒雷登想来北京，托他带话周恩来：假如不“一边倒”，新政权可以从美国得到大批借款。

他与于刚的谈话，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如何存在？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