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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晚上，七时，在沉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主席胡愈之。一、胡愈之报告各民主党派开会处理右派分子的情况。二、杨明轩报告七人小组工作进行情况。三、关于召开中常委扩的会议的问题。

一月十七日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作反右斗争小结。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分组座谈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一月十九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批判章罗联盟大会。宣读了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此间，分别于一月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四日，在沉钧儒家中，举行了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十七、十八、十九次会议。连续三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和讨论“关于处理民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的决定”[附件6]草案。其中两项决议：一、关于张志和、舒军、李康的处理问题，推萨空了与四川统战部部长程子健联系后，再向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汇报。鲜英的处理，改为四类；王文光改为五类。二、推陈望道、胡愈之、萨空了、张国藩碓处理决定作文字修改。

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半，在民盟中央礼堂，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主席史良。出席者：刘清扬、李文宜、陈望道、胡愈之、高崇民、沉钧儒、喻德渊、吴昱恒、许杰、张国藩、邓初民、罗子为、史良、杨明轩、邵宗汉、沉兹九、千家驹、徐寿轩、楚图南、闵刚侯。一、胡愈之报告明天座谈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处理决定，准备邀右派分子参加，向他们宣布处理原则及名单。史良说：“明天上午的座谈会右派分子也参加会议，今天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他们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要及时展开批评。”二、杨明轩代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对张志和、李康、舒军三个右派分子的处理，已经征求四川统战部的意见，并经七人小组研究决定：张志和、范朴齐为三类，舒军为第二类，李康为第一类。三、讨论通过“民盟中央常委会关于右派分子的决议”。

一月二十六日，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中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民盟中央一级的右派分子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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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章伯钧[附件7]、罗隆基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决议：民盟中央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列为密件管理。中央和地方组织各保存一份。

据说，中央高层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就开过一次会[65]，dèng • xiǎo • píng、彭真题意审查这次的右派分子，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黄绍竑、龙云两个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两个科学家，陈铭枢、黄琪翔以及学生谭天荣、林希翎共六十四名，应立即逮捕法办。máo • zé • dōng未予采纳。后来，改定为群众路线，即对右派搞批判斗争大会，每人都经历十几、几十次的批斗。翻旧帐、追既往、找现行，定出罪名，再作处理。

四天后（即一月三十日），máo • zé • dōng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被收拾的老老实实、也吓的战战兢兢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悉数到场。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许德珩、邓初民、邵力子等三十余人，相继发言。一致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对máo • zé • dōng的爱戴，对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对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整风的拥护以及进行自我改造的渴望。当然，每个人的发言都少不了批判章罗联盟。难道他们真的那幺喜欢自我贬抑吗？真的就那幺心悦诚服吗？恐怕未必。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欲存于当世，除了俯首称臣，已别无他途了。máo • zé • dōng在台上，听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共独霸全国，毛氏独霸中共”的历史阶段。会议最后，máo • zé • dōng作了总结性讲话，向八个民主党派提出五点指示：一、要适应工农业生产高潮下的新形势；二、每人每年下乡四个月，老弱不勉强；三、整风勿太严；四、各地都可以开右派座谈会；五、右派可以转变，对他们要有信心。

听着这五点指示，我已很难想象挂在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脸上的，是啥表情。这些民主党派元老，两脚跨入了新朝政治，心底仍存留着些许故国情感和文化眷恋。现在连心底的东西也要被除去、洗去、拔去了。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能在被允诺的限度和不多的余地里选择。一九五七年的黄炎培是左派，与此同时黄家有四个孩子都划为右派，其中就有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民主党派圈子的人都清楚：黄炎培、程潜、陈叔通、章士钊几个人是领袖平素最喜接近的党外人士。有时还要特别送上些时新蔬菜，这是máo • zé • dōng的一点心意；把黄家几个孩子都划成右派，这也是máo • zé • dōng的一点心意。不奇怪！在máo • zé • dōng心底，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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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培就是右派。

针对章罗联盟继续保留一些职务和较好待遇，máo • zé • dōng曾这样解释：“fǎn • gé • mìng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fǎn • gé • mìng。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也摆他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插话：现在有四十五万）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

我曾问父亲：“你的罪名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我们的罪名吗？那就是我们说得太多，我们懂得太多，我们帮得太多，我们受教育太多。”

我又问：“你们为什幺失败？

父亲想了想，说：“你年纪太小，以后再告诉你。”

五十五万右派，绝大部分都失去工作----这话是后半辈子都深感歉疚的李维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的。中国任何一次的社会浪潮，都是极少的人兴起了，很多人消失了，许多人被镇压了。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文革中，知道来日无多的父亲，以无比的痛悔和清醒，向我讲起了自己的一生。我什幺都明白了，什幺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