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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千家驹、张毕来、陈鼎文。3，继续起草章罗联盟发言稿小组------组长胡愈之，组员沉兹九（胡愈之夫人）、萨空了。

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统战部和民盟已经在研究如何处理右派了。而父亲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一直在检查、再检查，一次次总不过关；一直在交代、交代，一遍遍总说不行。口头检查交代了，还要书面检查交代。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责令父亲的交代从幼年写起。

“什幺名堂？这是清算！要清算我的一生。”父亲自语道。

每次写交代，都是父亲来到洪秘书工作的房间。他口述，洪秘书记录。早已戒掉的烟，重新拾起，一根接一根。在烟雾缭绕中走来走去，或望着窗外两眼发直。口述材料整理出来以后，经父亲修改，再用赵体小楷誊清。我喜欢看洪秘书写字，工整又漂亮，有时一站就是好久。父亲真是从安徽桐城地主家庭说起，说到读私塾，读桐城中学，说到德国留学，说到加入中共，说到脱离中共，说到邓演达，说到第三党......父亲交代最多的，还是与国民党军界的关系。从陈诚开始，名字一排一排，密密实实的。有的姓名，我听都没听说过。一次，我从洪秘书的房间出来，忍不住对父亲说：“难怪人家要说你是右派，你结交了那幺多的国民党。”

“你懂什幺。”不过，父亲是笑着说的，即使情绪低落到极点，父亲对家人总是那幺和善。仅此一点，我就服他。

父亲坚守中间路线的主张，坚守第三党地盘，被认定是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重庆迁至上海。父亲为制止内战，仆仆于沪宁道上。那时父亲就对农工民主党的朋友说：“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如果是相持局面，第三方面就大有可为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自农工民主党全国第四次干部会议以后，父亲加紧了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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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的组织活动。在工人、学生、农民中发展成员的同时，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吸收成员，并通过这些人搜集军事情报和dàn • yào物资，为将来时机成熟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做准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解散，农工党立即转入地下。农工党公认为是各民主党派中与国民党斗争最有经验、警惕性最高的政党。在民盟尚未解散前，父亲就主持农工党中央发出第一号、第二号《政治通告》和第一号、第二号《组织通告》，提出了“严密组织、保全机构、隐蔽分散、建立据点”的策略。十一月，父亲到达香港。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父亲把工作重点几乎全部转移到军事活动方面，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建立起了二、三十支武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千人。父亲还派遣党内许多军人出身的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到国民党军队中作策反活动。他本人就与李济深合作，促成了吴化文部起义。他与陈诚，杨虎，龙云，卢汉，潘文华，刘文辉，邓锡候，邓宝珊，范绍增，周绍轩，吴奇伟，马师恭，方师岳，李洁之，练剔生，李汉钟等几十位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持联系。父亲的军事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中共，打击老蒋，另一方面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坚持中间路线紧密相关。父亲认为共产党占据华北、西北和东北以后，暂时是不能南下的，即使南下，恐怕也要四、五年的时间。美国也会帮助老蒋保持“南中国”。在这个时段里，中间势力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站住脚，方能与中共鼎足分治。这一年的四月，陈其瑗在香港彭zé • mín家中见到父亲，大家谈起中共的军队占领了东北、华北等许多地盘。陈其瑗认为蒋政权坍台在即。问父亲怎样看法？父亲说：“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máo • zé • dōng聪明一些，还是和好！”

父亲一向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在他第一次与邓演达见面时，就被确立下来。邓演达被杀以后的几十年，父亲对第三党人一再讲：我们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演达的精神。他指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当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改革大纲，父亲在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就表示反对。他的军事活动为的是能够变二分天下为三分天下，为中间道路挣得一片天，站得一垄地。他和罗隆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一心把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搞成第三大党。你国民党有枪，共产党有枪，老子也搞枪，免得受夹板气。道理就是这幺简单，这是现实教训出来的；也是邓演达教导出来的。父亲的慷慨大度，父亲的江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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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父亲的两面手法，都与他的现实处境和政治目的密切关联着。一九四八年农工党在压力下准备清算中间道路，父亲拍桌子，耍家长作风，拒不清算。父亲还对农工党的朋友说：“中国是可以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特别叮嘱秘密前往上海的朋友：“不要再有交叉党员，所以一定不要吸收中共的人参加农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会议。章伯钧与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应邀首批离开香港，乘苏联轮船“宝德华”号北上，抵达哈尔滨。他在东北逗留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在这期间，父亲给留港的农工党的中委写信，说：“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损失。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62]这封信想必是保存在中央统战部了。若问：章伯钧想回香港干什幺？当然是干第三党、走中间路了。

“云山有意，轩裳无计，被西风吹断功名泪。”仰望天空，天是解放区的天，环顾四周，皆为中共人马。父亲在东北一筹莫展，便成天和章乃器一起，宗兄宗弟结伴出入书摊、古董店。真有好东西，价钱又便宜，二人大买特买（后也成二人罪证）。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北京，见到久别的老友季方，父亲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我做了政治俘虏。[63]”有朋友问及新民主主义与第三党党纲有无区别的问题，父亲说：“根本没有区别！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你有什幺办法呢？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底，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催促和压力下，父亲同意批判中间路线，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会议上，承认第三党的历史是“七分反蒋，三分fǎn • gòng”。

收煞-------一九五八

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一、关于右派分子处理的程序问题。决议：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右派分子，外地中委一般不另邀参加，出席人大会议的中委可邀请参加。在京的中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可以参加会议，外地者不另通知参加。二、讨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的意见（草案）”[附件5]。决议：一致通过，并一致同意新增加钱瑞升、钱伟长、吴景超、潘光旦、黄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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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和、范朴齐、张云川、杨子恒、陈仁柄、刘王立明等十一人为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