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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下午，父亲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只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的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是那幺严重，但不做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六月十三日，父亲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说明自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父亲说：“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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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42]父亲对各方面的批判想不通，私下对人说：“我只就四个方面提出一点意见，而且我的政治设计院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来批评我。”当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举行的座谈会上，史良、千家驹、胡愈之、罗涵先等人先后发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本人尚在国外)。史良第一个站出来，作长篇发言，狠揭章伯钧，批判储安平，要求罗隆基回国立即检查。胡愈之立即跟进，同意史良的意见，并要求民盟中央向全国人民作严正表示。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所有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刊出史良发言的全文。香港《星岛日报》于十六日发表了《中共清算“民主同盟”》的社论，社论也几乎全文发表了史良的讲话。社论说：“中共很狡猾，他们不亲自出马，却用'民盟’的人去清算，分裂'民盟’。首先出马的是'民盟’的头子史良......一经分裂中共便很容易将之消灭。'民盟’一垮，其它小党派当然命不久矣！中共跟着便建立苏维埃独裁政权。这是短期内必然的事。”

六月十五日，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开始批判章伯钧错误思想和言论。这段时间，一些学生也在寻求社会帮助，不懂政治的孩子们甚至找刀民盟。十五日下午，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一年级学生黄心峰等四人访问民盟中央，反映高校问题。有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接待。晚上六时半，父亲接待了一个叫王襄的人，他是农工党员，黄埔军校四期，邓演达的学生。王自我介绍说：一九二七年就见过父亲，现在特地从湖北赶来探望。父亲非常感激，不但请吃，且吐露心曲。父亲向他表示：“现在苦闷得很，想退下来，保留一个政协委员，读读古书。”并说：“你看我的几次发言到底错误在哪里？”脆弱是人性，父亲也是极度不安。遂问：“你听到共产党准备如何对我？”两人一直聊到十时。父亲哪里知道此人竟是统战部派来摸底的暗探。王襄把谈话稿交给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后，十七日乘车返回武汉。官方的确派了一些眼线，以记者、老友、亲戚的身份到家中探访民主人士。他们分头到了梁思成、陈仁炳、王造时（均为民盟中委）等人家中，做反右动向的摸底工作。教授们把来者当朋友，说不上推心置腹，也算得真诚相待。陈仁柄说：“现在我有空，逛逛公园，逛逛城隍庙，生活很好。我好久没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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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想休息几个月，。我的民盟副主委和市政协副秘书长，还是拿掉吧......我这次问题不小，头脑发热，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我对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大有在野党的味道。”这些真心话，都以书面形式汇报上去了。在被打探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警惕性的要数马寅初了。他对记者说：“如果máo • zhǔ • xí要找我个人谈，我可以说，但也只能适可而止。总之，我不给你谈！”

六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社务会议，检查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在十五日的会议上，父亲首先发言。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同时要求在座的储安平准备承认错误，并说：“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十六日的会上，父亲再次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