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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像洪水爆发，倾泻而下，淹没校园，扑向社会。父亲还真着急了。六月二日晚上七时半，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会举行座谈会，听取北大、清华、师大、人大、航空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劾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

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黄药眠认为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一九五三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轻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实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对以上讲话，章伯钧是欣赏的，有时还要插话。

在吃饭的时候，父亲讲的话就多了，闵刚侯概括如下几点：一、章伯钧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它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二、章伯钧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民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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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章伯钧还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要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幺不同了。”三、章伯钧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他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最后章伯钧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章伯钧说，前一天晚上她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要父亲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父亲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明情况严重，大家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总理看了条子后也未置可否。父亲哪里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就在明天。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风云，恐怕是任何西方星象学家、东方算命高手，都无法预测的。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幺？》社论。接着该报于九、十、十一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反右斗争。从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分别多次举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常委扩大会议。民盟集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言论。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判章伯钧的右派言论。开初，把批判会称为座谈会。父亲也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六月九日，民盟率先表态批判右派的是吴晗。他在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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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他说；“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委员会，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39]六月十日晚，父亲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表态说：“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我在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记忆检查一下，有哪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他又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幺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