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时家长会(2/3)
我心情很复杂,但惠美理说的话的确都对,而且,她的提议都很新鲜有趣,我无法反对,渐渐对她言听计从。可是,和朋友们的游戏被她全盘否定,心里还是很别扭。
在惠美理搬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女孩子之间流行一种参观镇上各家法国玩偶的游戏。我自然是发起人。大家都很着迷,没想到惠美理只参加一次之后说了句:“还是芭比娃娃好。”就因为这一句话,第二天这个游戏就终止了。
在惠美理掌握一切之前,我发起过一个新的游戏——探险。
在离镇上不远的山间入口又处无人居住的破房子,是一幢外观时尚的西式建筑,已经废弃多年。据说这原本是一个在东京经营公司的富翁为体弱多病的女儿建的别墅,结果完工前夕女儿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无人居住,闲置至今。这种留言在孩子们之间传得有板有眼,很久之后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在镇上开发别墅时建的一栋样板房,结果那个公司中途破产,于是房屋就此搁置起来。
大人告诉我们不要去那里,而且房子的窗户和门都用木板钉死,无法进入,所以我们以前很少靠进。我的一个朋友由佳家里的葡萄园就在废屋附近,有一天听他说,钉在废物后门上的木板脱落了,虽然锁着,用发卡很容易就可以打开,于是我叫上相熟的玩伴和惠美理一起去看。
探险游戏非常快乐,法国玩偶之类早被抛到脑后。只有我们知道可以进入那里,虽然里面仅有几件固定安装的家具,装饰用的壁炉和花架床,但对我们来说那里简直就是城堡。我们拿来点心在那里聚会,或者把大家的宝贝收集起来藏在壁炉里,玩得非常开心,可是,这样的游戏只持续了不到半个月。
有一天惠美理忽然说她不想去那里了,还说她告诉爸爸能进废屋的事了。我们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惠美理只是沉默不语。不知道是不是惠美理的爸爸干的,总之后来我们再去,门上已经安上更结实的锁,进不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惠美理玩,因为惠美理提议以后玩排球。我已经决定升入五年级后参加排球社,多次央求父母给我买排球,可他们说等入社以后再说,一直没有给我买。惠美理有排球,而且是正式比赛使用的名牌货,是电视上看到过日本选手用的球。我想用那种球,所以主动和惠美理套近乎。
命案发生当日我们也玩球了。
我向大家提议一起到校园玩球,并且拜托惠美理从家里把球拿来。
那天天气非常好。一说到山间小镇,也许大家印象中就是凉爽,可是那天艳阳高照,让人很难相信已经入球,只稍微在外面走一走,裸露的四肢就已经被晒得火辣辣地疼。惠美理说:“太热了,去我家看迪士尼的片子吧。”盂兰盆节期间,所有家长都严格要求孩子:“不要去别人家,会给人添麻烦的。”正因如此,我的意见得到了赞同。
而且,我不太喜欢惠美理的家,她家的好东西太多,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惨。可能其他孩子和我有着一样的心情。
虽然叫唤着热死了,可是一到体育馆的背阴处,大家很快就玩得入了迷。我们围成一圈传球,要连续传一百下。说这话的人是惠美理,她说既然玩,定个目标会有成就感,更有意思。果然,数到八十以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边传球边欢叫。
惠美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传球第一次超过九十,我们正玩得高兴,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来到旁边。那人并没有手持救生刀向我们挥舞叫喊,而是慢慢走近停下来,笑着对我们说:“叔叔来检查游泳馆更衣室的换气扇,可是忘了带梯凳。只是拧一下螺丝,够不着的话,我会让你们骑在脖子上,你们能不能来帮我一下?”
我想这种事情应该由我承担,于是主动请缨。别的孩子也都自告奋勇要求帮忙,可是那人说我个子太高,对于别的孩子,他要么嫌戴眼镜,要么就说看起来太重,最后选了惠美理。当时我想,怎么又是惠美理。
我有些懊恼,随即提出:“我们大家都去帮忙吧。”别人也都赞成,但那人马上拒绝:“太危险了。”他说让我们等着,做完后给我们买冰欺凌,然后就拉着惠美理的手走向游泳馆。
在座各位家长平时是怎样给孩子讲防范对策呢?不会有人认为连这个都应该全部由校方来教给孩子吧?
我家孩子拿筷子的姿势很奇怪,在学校你们是怎么教的?这是我前几天接到的一个电话问的。孩子已经上四年级了,不知道一直以来他都在干什么。也许那位家长就有类似想法。
当然,学校并没有告诫孩子,在上学放学途中,如果有可疑的人搭讪,一定要大喊,或者按装在书包上的警报器;一定不要乘坐别人的车;可以跑进附近的商店或住宅求助;尽量走行人较多的地方;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向大人报告,等等。
在座各位中或许也有人做的很周到。最近有安全网站提供一种服务,就是把不良分子的信息发送到手机上。可能登录这种网站的人不少吧?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我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向我报告说:“老师,今天来上学的路上,在十字路口有一个奇怪的叔叔一直盯着我看。”我连忙跑过去看看,才知道是其他年级的老师在例行巡查。当时的我们如果能像这个孩子一样心存警惕,可能会避免凶案的发生。
可是,当时的大人们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叮咛嘱咐,何况事发地点是学校,那人穿着像模像样的工作服,提出的请求好像也很正当。
没有惠美理参加,我们连续传球一百下后,坐在体育馆门前的台阶上来聊天,过了好久惠美理还没有回来。不就,夕阳西下,宣告已是下午六点的音乐响起。现在的小镇是播《七个孩子》,而我们那个小镇播《绿袖子》。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我们开始有些担心,决定去游泳馆一探究竟。我们那个小学的游泳馆和这所小学的很像,但出入口在夏天会开着。我们从入口进去,穿过泳池,走向更衣室。里面很静,能听见远处的蝉鸣。
更衣室没锁。走在最前面的我打开更衣室的门,可是里面没有惠美理和那个男人的身影。是不是没打招呼就走了呢?我有些生气,又不死心,于是决定打开男更衣室看看。开门的是晶子。在她反手打开门的瞬间,一副可怕的景象跃入眼帘。
惠美理倒在地上,头朝向门口,眼睛圆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她的鼻子和嘴里流出液体。我们连声呼唤她,可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才反应过来,惠美理死了!出大事了!我当场开始给大家布置任务。
晶子和由佳跑得快,我吩咐她们分别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让最老实的纱英留在现场守候,我则去叫老师。没有人提出异议,纱英留在那里,其他三人同时跑开了。
大家不觉得我们很勇敢吗?看到朋友的尸体,仅十岁的孩子没有哭也没有惊叫,而是分头行动。
除我之外的三个人的确很有勇气。
从后门出去比较近,于是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的二人出了游泳馆后穿过操场,朝体育馆后门跑去。我一个人朝校舍跑。校舍有两栋,南北朝向,面向操场的是二号馆,面相体育馆正门的是一号馆,教师办公室在一号馆的一层。
一般人们都误以为暑假期间老师也休息,其实根本不是。教师在学生放假期间也上班,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其间和一般的企业一样有带薪休假,盂兰盆节也休息。
所以即使是暑假期间,如果不是休息日,教师办公室应该也有老师在,可是,如前所述,命案发生当天是八月十四日,盂兰盆节三天休假的中间一天,老师们都休息。上午也许至少有一个人会来学校办事,但那时已经过了下午六点。
我跑到一号馆,发现校舍的五个入口包括正面玄关的入口都上着锁。我又跑到两座校舍之间的中庭,绕到教师办公室的窗户外面,不用踮脚就可以从白色窗帘的缝隙看进去,里面空无一人。
这时,一阵恐惧袭来,校园里是不是只有我自己和杀死惠美理的那个人……他躲在附近,接下来是不是就盯上我了……回过神来,我已拼命跑过中庭,出了正门,一溜烟跑回家里。进了家门我也没有停下来,在玄关甩掉鞋子,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拉住窗帘,蒙上被子开始发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怕!怕!怕!
过了一会儿,妈妈冲进我的房间,揭开被子说:“原来你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回来的时候妈妈去购物了,途中听说小学出了大事,就慌慌张张赶到学校,在一片混乱中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我,想到必须告诉父亲便先回到家,却发现我的鞋胡乱倒在玄关,立刻跑进我房间。
我边哭边说,惠美理死在了游泳馆的更衣室。母亲大声斥责道:“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回来后不赶紧告诉我们,却躲起来?”我正准备说是因为害怕,忽然想到,其他孩子都怎么样了呢?
我想,连向来很坚强的我都吓得逃了回来,其他人肯定也不例外。妈妈是从晶子的妈妈口中听说出了事。
晶子头上受了伤,被哥哥领回家,并且向妈妈报告说惠美理在游泳馆出了大事。晶子的妈妈正准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碰到我妈妈,就一起去了小学,中途又碰到纱英的妈妈背着纱英回家。
当时惠美理的妈妈在游泳馆,派出所的警察和由佳也在,平时不引人注目的由佳很清楚地讲述了目击情形。
你干什么了?这种时候你才应该表现得最冷静,为什么只有你躲在这里?真没出息!
没出息,没出息……我被这么骂着,头上、背上挨了好几下,我边哭边反复说对不起,可是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又是在对谁道歉。
各位可能已经清楚,只有我逃跑了,其余三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向惠美理的妈妈报告女儿的死讯一定很可怕,给平时根本没有打过交道、一脸严肃的警察讲述事情经过也一定很可怕,在那里守着尸体更可怕。
我没有勇气。不仅如此,由于遭遇这样的事,我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我失去的是我存在的价值。
我也单独接受过关于惠美理被杀案的调查取证,可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老师和父母的陪同下四人一起接受询问。问题诸如:嫌疑人从哪里走过来的,是如何搭讪的,服装、体型、长相是不是和哪个明星类似之类。
我拼命回忆案发当天的情形,而且总是抢先回答。是负疚感驱使我想弥补过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妈妈陪我去的时候,她总是趁周围人不注意捅捅我的背说:“你带头说。”
可令人吃惊的是,在我后面回答的孩子一一否定了我的说法。
“他穿着灰色工作服。”
“不对,带点绿色。”
“眼睛细小。”
“是吗?我倒不觉得。”
“看上去挺和蔼。”
“胡说。一点都不和蔼,只是他说给我们买冰激凌,才会有那种感觉吧。”
总是出现诸如此类的对话。即使在惠美理主导一切之后,她们三个人也从未反驳过我的意见,可是这一次大家都开始否定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是在说:“你胡说什么?”她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想不起嫌疑人的长相。”自己想不起来,却否定我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察觉到只有我逃跑了。没有人直接指责我,但心里肯定很生气,很鄙视我。
她们一定会想,平时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到头来不是你最胆小吗?现在又来出风头。
可是,如果仅仅如此,即使有负疚感,也不应该被罪恶感困扰。不管怎么说,我去了教师办公室,在这起案件中我最大的罪过不是临阵脱逃。
我犯了更大的罪过,今天是首次在这里坦白。
我记得嫌疑人的长相,却说不记得了。
从被嫌疑人搭讪到发现尸体的过程都记得,可是当被人问及最关键的一点——嫌疑人的长相,其他三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看到这一幕,我非常不解。怎么可能只忘记长相?我无法相信。如果是那样,就不要否定我的正确回答,我很生气,而且实际上也想那么说出来,同时心里还很鄙视她们,四人当中我学习最好,她们真够笨的。
可是,我竟然比这样的孩子还要胆小……想到这里,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除我之外的三个人都独自完成了任务,这应该比四个人一起发现尸体更可怕,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恐惧使得大家想不起那人的长相呢?我能记得,是因为在那之后什么都没做。
当被问及发现尸体之后大家都干了些什么时,我回答教师办公室没有人,想到需要叫个大人过来,所以就回家了。从学校到我家途中有好几户人家,有几家在参观玩偶时还拜访过,我却过门而不入跑回家,而家里尽管有爸爸和一些亲戚,我却什么都没说。
假如当时我及时向大人报告,有关嫌疑人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收集得更多一些呢?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最近。
当时我认为记得嫌疑人的长相是坏事。如果只有自己能正确回答,甚至警察和老师都会察觉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回答不记得。到后来我甚至深深认识到,也许这么做反而更好。因为罪犯没有抓到。如果说记得,被罪犯知道的话,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我。我说不记得,就可以保护自己。
可能因为当时交的朋友已经不只限于年龄相仿,或住在附近,而已经发展到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不想再回忆起那次凶案,总之那件事之后,我们四人就很少一起行动。升入五年级后,我加入了排球社,到六年级时成为儿童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并最终成功当选。会长一职由男生担任,所以妈妈要求我竞选副会长。交了新朋友,有了新的环境展示自己,我竭力恢复名誉。升入中学后,我带头承担学生干部的工作,还积极参加社区义务活动。所以周围的人更夸我坚强。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在逃避。远远地看到总是有些战战兢兢、缩头缩脑的纱英,常常逃学旷课的晶子,和沉迷于夜游、走上盗窃歧途的由佳,我认为自己是在那件事之后最努力地一个,并已经充分履行了在案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始终持有这种想法,直到有一天我们被惠美理的妈妈叫到家里。
在凶案过后第三年,惠美理的父母要返回东京。据说她妈妈在破案前不想离开那个小镇,可是由于丈夫工作上的安排,不得已决定离开。她的妈妈因为女儿惨死伤心过度,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甚至一度卧床不起。她比谁都希望破案,可是还没有坚强到能够独自一人留在小镇找到罪犯。
初一那年夏天,我们四人被身材窈窕修长、犹如女明星般的她叫到家里。她说想在离开之前最后听一次当天的情况,还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没能拒绝。
惠美理爸爸的司机开着一辆大车把我们一一接上,开向足立制造厂的员工公寓,我们四人曾经拜访过那里。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四个人还是第一次一起行动,可是途中我们完全没有谈及那次不幸,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诸如兴趣小组的活动如何、期末考试怎么样之类。
只有惠美理的妈妈一个人在家。
那是周六的下午,天气晴朗,房间犹如高档宾馆,从楼里看下去,整个小镇尽收眼底,蛋糕上嵌着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据说是特地从东京运来的,红茶也非常好喝。如果惠美理在的话,应该是异常优雅的饯别会,可是,惠美理被杀了。与晴天的天气相反,房间里气氛很凝重。
吃完蛋糕后,惠美理的妈妈要我们讲讲案件的经过,四个人以我为主大概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忽然,惠美理的妈妈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声:“够了!你们就像傻瓜,总是反复说记不起长相,就因为你们这么笨,所以过了三年还没有抓到罪犯。惠美理就是因为和你们这样的笨蛋一起玩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就是shā • rén犯!”
我们是shā • rén犯——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很痛苦,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没想到最后不仅没能赎罪,竟然变成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了惠美理的死亡。惠美理的妈妈继续说:“我绝不会原谅你们。在诉讼时效内,你们必须找出凶手!否则,就必须赎罪,直到我满意为止。如果做不到,我会向你们复仇。我拥有的金钱和权利超过你们的父母好几倍,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到比惠美理更惨的惩罚,只有身为惠美理的妈妈的我才有这样的权利。”
比起那个罪犯,惠美理的妈妈似乎更可怕。
对不起,我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
如果当时这么说了,也许如今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旧事重提。可惜的是我当时真的忘了那个男人的长相,本来那人的特征就不是很明显,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暗示自己“不记得”,三年时间足够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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