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时家长会（3/3）
给四个孩子留下重大约定的第二天，惠美理的妈妈离开了小镇。不知其他孩子作何感想，一直以来，我都在拼命想不被报复的办法。
不可能抓到罪犯，所以我选择后者，即可以得到惠美理的妈妈认可的赎罪行动。
至此，我想大家已经能明白为什么胆小的我敢于扑向手持利刃的嫌疑人了，只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田边老师没有过这种经历，就这么简单。正是由于这点不同，我被视为英雄，而田边老师受到谴责。
那么，是田边老师的过错吗？
嫌疑人是翻过隔开橘园和游泳馆的铁栅栏闯进来的。整天说防范对策，可是哪个学校设有监狱般的高墙呢？我们国家是不是富裕得可以在公立学校配置不留任何死角的监控镜头呢？此外，各位有没有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意识到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有必要安装类似设备的程度呢？
谎称有病、擅自离岗的治安巡逻员，有什么权利谴责田边老师？各位的谴责似乎是把自己平时的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我接到过向学校提出抗议的电话，我和田边老师住在同一栋单身楼，所以也看到过贴在他门上的诽谤传单，上面有很多措辞不堪入耳，难道这些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看吗？我曾经在深根半夜听到过田边房间的电话、手机响个不停，还听到过电话、手机被摔到墙上的声音，也曾经看到他放在停车场的汽车挡风玻璃被打破。
各位也应该知道，正因如此，现在田边老师的精神状态已经令他不适合站在各位面前。
田边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是因为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可怕的记忆而愤怒的话，各位为什么不谴责那个嫌疑人呢？就因为那个人三十五岁、无业，并且有过看心理医生的经历，还是因为他是本地权倾一方的议员的儿子呢？或者仅仅因为谴责田边老师更容易呢？
连身为同事的我都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大家可以想象他的未婚妻会有怎样的感受。
正如各位所知，田边老师毕业于国立大学，高高的个子，长相帅气，体育运动全能，非常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甚至老师家访的时候，有的孩子的妈妈会毫不避讳地说：“要是田边老师来就好了。”当然在女同事中他也相当有人气，去参加研究会时，曾经有别的学校的老师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喜欢田边老师。我不适合他这种类型。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田边老师说：“有什么事就和我商量，尽管找我。”活到今天，对我这么说的人也就他一个。我很高兴，可是我不懂如何依靠别人。自己不会的事情可以找人帮忙，但我没有不会的事情。
与他共事的过程中，我开始觉得他不适合我，田边老师和我很像，而我又不喜欢自己。
学习好、擅长运动和人的才能不一定成正比，更不可能和块头有任何关系。可是，如果块头大，又能够巧妙地做好一些事情，给周围人的印象就很坚强。
田边老师一定从孩提时候起就一直被人称赞“很坚强”，并且因为是男人，可能比我听到的更多。
另外，田边老师应该也有这种自我认识。他的班上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本来可以和同年级其他老师商量，可是他会致力独自解决，反过来，他会插手别班的事情，发表建议。
在这方面我和他有共通之处，所以，我想他可能也不喜欢我。
田边老师选择的女友是一个个子不高、身材苗条、弱不禁风的玩具娃娃般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精通电脑，有一次出于好玩还给某地警察发送了病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电脑通，当田边老师碰巧经过的时候，她会向田边老师资讯打印机的用法。只是帮忙打印了几页纸，休息日她就拿着亲手做的蛋糕去拜访田边老师。看着高高兴兴地邀请她进屋的田边老师，我才恍然意识到所谓“撒娇”原来如此简单。
这完全没有吃醋的意思，看到她，我就想起事件发生时也在现场的一个朋友，所以对她也敬而远之。她就是负责保育的奥井老师。
关口掉进泳池后，我马上打内线电话到教师办公室说：“凶犯闯进游泳馆，有人受伤，赶紧叫救护车。”最先跑过来的不是身强力壮的男老师，而是玩具娃娃般的奥井老师。比起嫌疑人，伤者在她听来更重要。或许身强力壮的男老师们想着要和嫌疑人搏斗，去准备武器了。
田边老师喝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到医院，第二天，奥井老师给某出版社打电话，说我当时的行动似乎有点夸张，当天在某网络周刊的网页上登载了这则新闻。
在座各位不要说不知道这回事。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勇敢地扑向罪犯，一度被视为英雄的女教师，真的有必要夺去罪犯的生命吗？尽管孩子们已经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大腿负重伤的男子每一次从泳池探出脑袋，女老师就劈头踢过去，宛若踢足球一般，把他按进泳池底部，直到他再也浮不上来。被罪犯撞到，因伤痛无法从泳池爬上来的男老师在化作血海的泳池中目睹了地狱般的一幕。那么，到底是谁使得男老师失去重新踏上讲台的勇气呢？这是大家听到的说法。
原本是英雄的我从这天之后就沦为shā • rén犯。
通过爱的力量动摇了世间的舆论，真了不起。
对各位来说，出现新的谴责对象，是不是反而更兴奋呢？本来是各位把田边老师逼向死胡同，如今却表示怜悯和同情。好像田边老师落到这份上是我逼的，并把事发之前自家孩子的无能表现归罪于我，说什么孩子变得不爱说话了，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令平日的压力得以释放了呢？当有家长要求我赔偿带血的浴巾时，我惊得无话可说。
开除shā • rén犯教师！应该在大家面前下跪谢罪！应该承担责任！
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召开了今天的临时家长会，我现在站在这个台子上，但我遭受如此谴责，难道是因为你们的孩子没有被杀害吗？
大家认为我是毫无来由地杀害了一个摇摇晃晃走过来的体弱有病的少年吗？
是不是等四五个人被杀害更好些呢？是不是像胆小鬼同事那样装作被撞入泳池，对孩子们遭受坏人袭击视若无睹更好些呢？或者我和那个男子一起死掉大家才会满意呢？
要是不救你们的孩子就好了。
事情发生后，罪犯刺中了自己，掉进泳池。这种情况一般认为算不上正当防卫，可是，我运气不好，那人的父亲位高权重，看来不久就会针对我下达逮捕令。
也许有好心的刑警会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是那样，我只申明一点。
周刊的网页上写的是“每一次探出脑袋”。而实际上我只踢了一下那人的头。审判的时候，一定会被问及那一踢是否有shā • rén意图。按照陪审制度，也许在座各位会有人当选，参加陪审，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
我不想过多地对你们说明事情真相，因为没有意义。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各位就当是针对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
麻子女士，再次谢谢您专程远道而来。
我想您所说的“赎罪”就是要我们成为毫不逊色于惠美理的优秀人物。当我明白自己并不坚强之后，为了赎罪，在初中和高中都担任学生会主席，同时担任排球社社长，并且努力学习，最终考上大学。
考入这里的大学，是因为我想住在大海附近。住在能够远眺辽阔的太平洋的海边小镇会让人很放松，这种感觉在封闭的山间小镇是体会不到的。虽然这根本就是一种误解，但我也不想再次回到那个小镇。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孩子，可是，如果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就达不到赎罪目的。我想必须置身于自己曾犯下过失的地方，在那里拼命努力。
尽管从事这份工作只有两年出头，我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出勤，耐心倾听孩子们任何无聊的话题，认真处理家长们好像权当消遣提出的各种要求，一直坚持无论多晚也要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
要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忍不住想哭，想逃跑。我并不是没有诉说的朋友，也曾经给学生时代排球社的几个朋友打电话或发邮件发牢骚，诉说工作中的烦恼，可是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真纪，发牢骚之类的事不像你的作风，加油！”
我的作风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本来不坚强却硬要装作很坚强呢？真正了解我的只有那三个人，一想到这点，我就非常想念她们。
似然后来和她们没什么来往，但时常会从毕业于当地职业学校并留在那个小镇工作的妹妹口中，听说一些关于她们的事情。
纱英结婚之后去了国外，听说嫁了位很了不得的社会精英。晶子依然窝在家里，但前段时间还带着她哥哥的孩子去购物，看上去心情不错。由佳已经回来了，好像很快就要生孩子了。
这些事情是上个月初听说的。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愚蠢，为了赎罪把人生搞的痛苦不堪。我认为大家早已淡忘了那次凶案，早已把和惠美理妈妈的约定抛到了脑后。
本来，如果冷静地想一想，也许惠美理的妈妈不会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约定就真的报复，也许她的意思只是要我们至少有那样的精神准备。
只有我没有走出那个命案的阴影，傻乎乎一本正经赎罪的只有我一个，我产生了如此想法。
一直加油努力显得那么傻，于是我也开始偷懒。即使有家长不按时交伙食费我也不再勉强去家访，反正不会扣我的工资，就听之任之。如果学生早上打来电话说肚子疼，我也不再询问详细症状，不管是装病还是别的什么，听任其休息就好了。孩子们互相骂“傻瓜”、“笨蛋”，类似这种无聊斗嘴也不再去管，任由他们吵到心满意足为止。这种想法逐渐占据了我的思维。
一旦产生这种想法，心情突然变得很轻松，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孩子们更易接受我了。也许我越是给自己上紧箍咒，孩子们越会感到紧张喘不过气。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电视新闻中听到纱英的名字。新婚不久的她杀死了性嗜好异常的丈夫，之后我父母收到了来自惠美理妈妈的信。里面没有只言片语，只装着一封信的复印件，是纱英写给惠美理妈妈的。
我这才知道纱英是抱着什么想法度过了十五年的时间。由于我不负责任地吩咐她守尸体，使她陷入无法想象的恐怖活到现在。如果我当初返回游泳馆……
身心状态如此的纱英以她自己的方式如约完成了赎罪。她非常喜欢法国玩偶，本人也和法国玩偶颇有些相似，在四人当中最老实，可是，她比我坚强好几倍。
即使已经过去十五年，可能最胆小的还是我。
在这种时候，罪犯闯入生活。晴空万里的夏日，就在小学的游泳馆，四年级的孩子眼看就要遭受到袭击，仅仅这一点相似，就令人禁不住想，是不是惠美理的妈妈策划的，她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暗中监视着一切。
而且我想，如果就此逃跑，即使过了诉讼时效，我也会终身陷在那次命案中不能自拔。我没有犹豫，与其作为胆小鬼活下去，还不如被捅一刀。
想着这些，我的脚已朝着关口踢了过去。
当小学老师就为了这一天，能够忍受排球社的严酷训练也是为了这一天，要追回失去的东西只有现在了，这么想着，我扑到关口脚边。
要把关口扑倒或者要杀死他之类的想法，我当时完全没有。有我在的地方不允许有孩子被杀害，我必须保护孩子们，这一次一定要镇定，我脑子里当时只想着这些。
奥井的证词中还有一点需要订正。她说孩子们全部被疏散之后我还继续踢关口的脑袋，而实际情况是，当关口要从泳池爬上来的时候，泳池边上还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受伤的池田。当时照顾池田的就是玩具娃娃般的奥井老师。难以想象奥井老师可以保护池田，而且我也不想让她保护池田，因为坚强的人是我。
池田一直哭着喊疼，按在伤口上的浴巾已经被血浸得鲜红。我忽然想，惠美理遭到那个男人侵犯的时候是不是也喊了呢？那次之后，我一直受自己胆小的困扰，也想象过其他三人感受的恐惧，但那只是为了和自己感受到的恐惧作比较，从未考虑过惠美理的感受。
按说最恐惧的人应该是惠美理。也许她曾屡呼救命，可是我们没有去看看究竟。惠美理，对不起！我第一产生这种想法。
同时，我无法原谅那些侵犯明显比自己弱小的孩子的大人，我决不允许变态狂的存在。由于这些愚蠢的大人，孩子的未来一团混乱，像这样的事我们承受过就足够了。
那男子没有受伤的一条腿已经攀住泳池边缘，决不能让他得逞。我迅速跑向关口。
关口满脸是水，面部毫无表情，这样的脸和十五年前那个男人的脸重叠在一起。在拼命踢向男子的瞬间，我感到我的赎罪已经结束了，我终于履行了约定。
可是，我真正必须做的并不是这样的事。胆小鬼的赎罪必须通过鼓起勇气坦白一切来完成。
在踢向关口的瞬间，十五年前那个男人的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眼角细长，五官清爽利落，我近几年才认识到这样的长相很帅气。当年警察问有没有和哪个明星长得很像的时候，我完全想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比如周四八点播放的电视剧中的男二号，爵士钢琴家某王子，狂言大师某某……都是年轻人。
纱英的信里也说年龄还不至于大到可以叫他大叔。
如果考虑到事情已经过了十五年，那人的长相……虽然不是演员，好像和经营自由学校（日本的一种私立教育机构，一般以招收不愿意上学的问题孩子为主，规模较小）的南条弘章先生很像，就是那所去年夏天发生纵火案的学校。当然，我不是说南条先生就是罪犯。
还有一个人长得更像。不过，说出来显得太没常识，而且这个人已经离世，我就不说了。
我从心底希望这些能够提供一点线索，帮助找到罪犯。
可是，这是不是足以得到您的谅解呢？
失去唯一的宝贝女儿的确很令人同情。不管是十五年前还是现在，最希望找到罪犯的人都是您。然而，失去爱女的伤痛，因找不到罪犯而产生的焦躁，对于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而产生的恼怒，把这一切都转嫁到一起玩的孩子身上是不是不应该呢？
我总觉得，我和纱英一直没能摆脱那件命案的阴影不是那个嫌疑人的过错，而是您的错，对不对？麻子女士，您不这么认为吗？不是正因如此，您才专程远道而来确认我们的赎罪吗？
还有两个人。最好不要再发生错误的连环赎罪行动，可是我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真是一句不错的说辞。
我的解释到此为止。没有安排回答大家质疑的时间，请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