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时家长会(1/3)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不顾雨天路滑,专程来参加市立若叶第三小学的临时家长会。
原本不应该是班主任,而是校长或教导主任等负责人站在这个台上,可是,各位监护人以及本区的各位人士最想了解的事实,如果从成人的角度叙述,只有我能够正确解释,所以我强硬地要求站在这里。
另外,在此首先声明,接下来要讲的不是提前备好讲稿并得到上司首肯的东西,所以,万一有不慎之处,也不是校方的责任,全部责任由我个人承担,望各位谅解。
闲言少叙,下面请允许我讲述月初发生的“若叶第三小学儿童伤害案。”
事情发生于七月五日,周三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地点是校内的露天游泳池。那天,四年级一班和二班一起上游泳课,当时天气晴好,非常适合游泳。游泳课第三、第四节连上,十点四十分开始,十二点二十分结束。我和篠原是一班指导,二班则是由班主任田边老师指导。
从大家现在所在的体育馆前面看,本校的游泳馆位于右侧,操场的斜对面。从数学楼去的话,最近的是离正门最远的的第三教学楼。换上户外鞋走到操场,再从单杠、爬杆等运动器材前面穿过,走到尽头就是游泳馆出入口的铁制推拉门。
出入口只有那一个,并且面对操场。
为预防事故发生,除了上课或游泳俱乐部使用泳池的时间之外,平时这扇门都从外面锁上,可是,当泳池有人使用时,一般认为不会有人闯入,而且为了保证身体不好的孩子能够迅速去位于第三教学楼的保健室,在这个时间段门都是开着的。
进入处有鞋箱,在那里脱了鞋,上几节楼梯就到了泳池。更衣室和淋浴室在靠里面的位置,孩子们要先走过泳池相对较宽的跳台一侧,在更衣室换完衣服,再去隔壁的淋浴室消毒,最后在跳台前集合。更衣室后面,隔着铁丝网是当地居民的橘园。
不知各位是不是已经想象出大致布局。
孩子们每次上游泳课都需要在家庭健康调查表上登记,还要有监护人的签字,所以各位监护人应该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天几点几分有游泳课。
可是,我们班上几名孩子的监护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竟然公然宣称:“不知道我家孩子今天有游泳课,根本没得到校方的任何通知。”不明白这到底是想表明什么。
本来,因为有的孩子上游泳课必须事先得到医生许可,所以游泳课的日程在年度通知信每月日程安排上都用黑体字标注,另外还分发过游泳课计划表。
请不要误会,我举这样的例子并非表示不满,只是希望各位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而是作为有责任保护孩子的成人,从监护人或本区居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根据计划表的安排,四年级的游泳课是从六月的第二周开始,每周两次,一学期当中一共安排了八次。那天是第七次,所以,孩子们对游泳课已经完全适应。两个班一共七十人,大家都已经能游二十五米,而且也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照顾的孩子,游泳课进行得很顺利。
课堂最后三十分钟要测试二十五米自由泳,所以在十一点三十五分,第四节课上课后,孩子们分班按照点名顺序在个泳道开始练习。
从操场一侧数一共六条泳道,练习期间,第一道至第三道由一班使用,第四道至第六道由二班使用,因此,我在操场一侧,田边老师在更衣室一侧,主要指导看护自己班的孩子。
孩子们在各泳道每十二人一组,按照点名顺序,每隔五米三人一排进行练习,其余的孩子并排坐在各泳道的跳台前。
当我的手表显示十一点四十五分时,该测试了。就在这时,那个姓关口的可以男人闯了进来。
关口和弥,三十五岁,无业,电视新闻这样报道。
再此,我有一个请求,接下来大家听我讲述,一定会在脑海中想想事情发生时的情景,希望大家不要受电视上公开的照片的影响。
电视上的嫌疑人是个脸色苍白、笑容和蔼的瘦弱少年——那张照片来自高中毕业相册,实际上嫌疑人的体型和少年时的差异很大,不可同日而语。他比我略矮,有一米六五左右,但很胖,体重有我的两倍以上,足足超过两百斤。
希望大家以这样的形象来想象当时的情景。
这是我从事教师工作的第三年,田边老师则是第六年,所以合班上课时由田边老师担任主要指导。我看了看表,面向田边老师,吹响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抬起一只手,表示测试时间到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某国军服的男子从更衣室后面跑出来,手里握着刃长足有二十多厘米的救生刀。我一时惊慌失措,使劲吹响哨子。
田边老师吃了一惊,回过头,才发现关口。孩子们也尖叫起来。关口把田边老师撞入水里,高举起刀,转向坐在游泳池边的孩子们。孩子们都发出尖叫,吓得全身僵硬,不能动弹。
“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与其活着当俘虏,不如干脆选择死亡。”
关口这么叫着,冲向孩子们。
我赶紧向那边跑去,绕游泳池跑了半圈,当时我手无寸铁,而且身上只穿一件泳衣。关口抓住离他最近、排在第六泳道最前面的池田的胳膊,挥舞着刀子。我一边使劲吹哨,一边纵身扑去。
我扑到关口脚下,抱住他的双脚,做出类似排球中滚地接球的动作。关口倒在地上,手里的刀刺中自己的右大腿。也许是突然地疼痛令他吃了一惊,他双手按住伤口,原地一个滚翻,直接掉进泳池。
也许是因为疼痛,或者不会游泳,要么就是因为他胖,关口在水里挣扎着,快要沉下去了,大声高喊:“救命!”
本来僵在泳池里的孩子们慌忙爬上来,我指挥他们去操场避难,然后用男更衣室的电话联系了教师办公室,并叫来救护车。
因为池田的腹部左侧被割伤了。
更衣室前面放着毛巾架,我从那里拿来几条浴巾,也不管是谁的,赶快给池田止血。后来,负责保育的奥井老师跑过来接替了我的工作。这时,我看到关口扒住泳池的边缘想要上来。
我跑近他,朝着他的脸狠狠地踢过去。之后,别的老师,还有警察、救护车都赶到了。
事情始末大概就是这些。
所幸——或许这种说法不太贴切,池田现在还在住院,伤势较重,痊愈需要三周,但不会危及生命,除了有几个孩子在避难途中摔倒擦伤膝盖,在没有人被关口伤害。
事情的大致经过和后果,孩子、监护人和本区域内的各位人士都已经了解,并且这次事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报道也已经传遍全国。
对这起发生在学校的大事,我应该算是尽了全力。我对池田受伤感到非常抱歉,可我自认为已经把伤害控制到最小范围。然而,校方还是收到来自在座各位,以及各方人士超乎想象的谴责。
最初的谴责对象是田边老师。
在关口被撞入泳池后到警察赶来之前,他一直都缩在水深只有一米的小学生专用的泳池里。他是二班的老师。有个孩子的父亲问起:“当时田边老师干了什么?”孩子回答:“真纪老师扑向罪犯救了我们,可是田边老师一直躲在泳池里。”据说好多家庭都有过类似的对话。
孩子们没有撒谎,田边老师的确躲起来了。身为男老师,无视孩子们的安危,只顾自己躲起来的确不像话,因此,几乎全国的人都知道了田边老师没出息,是胆小鬼。
大家纷纷议论,田边老师个子挺拔,体格强壮,甚至曾经作为网球选手参加过全国运动会,为何竟然会害怕那么一个瘦弱的男人而躲起来呢?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描述了关口的长相特征。大家还认为田边老师没出息,是胆小鬼吗?
如果是在座各位,会采取什么行动恩?
我认为人生来就是非常自私的动物。
比如,当你在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是不是想象过自己乘坐渐渐下沉的豪华客轮的情景呢?没有想象过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自己得救吗?没有想象过自己没有受伤,冷静地趴在木板上等待救援吗?
还有,在看电视中有关地震、火灾的新闻报道时,没有想象过只有自己从摇摇欲坠的建筑中身手矫健地逃出吗?看关于抢劫的新闻时,没有想象过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刀子吗?听到有罪犯闯入学校,没有想象过自己随机应变最后将其制服吗?
或许正是基于如此想象,人们才会谴责说“如果换成自己能做得很好,那些老师真够笨的”。深信这种自以为是的想象真的会付诸实践,但也许这样的人在遇到实际情况时,反而会无所作为。
可能有很多人会想:那么你又如何?你是想夸自己敢于扑向关口,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吗?事实上,在事情刚发生,媒体做了“勇敢的女教师”之类的报道后,我的班级联络信箱甚至收到过无数邮件,告诫我不要因此太过骄傲自大。
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想当然。我根本不勇敢。
在危急时刻能采取适当行动的人,大多数平时经常接受类似训练,要么就是有过类似经历。
我属于后者。
那是在大概十五年前,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暑假。
我考入这个县的大学,后来又参加县里的教师录用考试,才来到位于海边小镇的市立若叶第三小学就职,而我的家乡在另外一个地方。
xx小镇,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
那是位于山间的一个小镇,面积、人口和这个小镇差不多,另外,在经济方面,和这个小镇依靠造船厂维持运转的情况也很相似,所以,即使来到这个在县里也不多见的偏远小镇工作,我在生活上丝毫没有不适应。
问孩子们他们居住的小镇是什么样子,孩子们会回答说,大海很漂亮,或者说风景很美。回答的很对,但这可能是因为较低年级的老师曾经这么说过,不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不会明白自己居住的小镇的优点。
我居住过的小镇空气非常干净,这是小学老师告诉我们的。
老师这么说,是因为我小学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精密仪器公司足立制造厂在镇上建了新工厂,而我们一直住在那里,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我也非常喜欢那里的空气,大口呼吸时会闻到潮水的香味。来这里工作后,我买了一辆小型汽车以方便上下班,并未过度使用,可是到第二年金属部分的边缘就开始生锈了。看到这个,我才重新理解家乡小镇空气干净的意义。
就在那样一个乡下小镇,镇上的小学发生了命案。
这次也一样,虽然最初的三天引起很大骚动,或许再过一个月,小镇之外的人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全国平均不到三天就发生一起shā • rén案,所以很难让大家永远记着,况且毫无关联的人也没有必要记住。
在我出生的小镇发生的shā • rén案由于发生在小学,当时在全国轰动一时,可是到如今,十五年前的命案估计在各位的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
那是八月十四日发生的事情。
由于两个小镇规模相当,为了便于理解,大家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十五年前的情形。对于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乡下孩子来说,盂兰盆节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甚至不如说是很无聊的日子。亲戚们从大城市回来探亲,孩子在家中没有待的地方,就被打发到外面玩,可是,学校的游泳馆关闭,到河边玩大人又会生气,说会被鬼怪拽住双脚。
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也没有便利店,所以上午和家人亲戚一起去扫墓,中午早早吃完午饭,接下来就像难民一样在什么都没有的小镇上游荡,一直到天黑。
这样的孩子很多,不仅仅是我,经常一起玩的住在小镇西区的同年级女生纱英、晶子、由佳的情况都和我差不多。所幸西区有小学,我们就和往常一样在校园里玩。
同伴中还有一个叫惠美理的女孩,她不是这个小镇土生土长的孩子。
上小学后,决定玩什么一般由我来定。可能是因为个头高,在同年级孩子中,我总是被当做大姐姐。
比如,在河滩玩的时候,如果有人的鞋子不小心被水冲走,大家都会看我,虽然不说“你给捡一下”,可是会问“怎么办?”,不得已,我只好去捡。跑到下游,脱光脚战战兢兢地下水,等着鞋从上游冲下来,最后总算捡回来,这时候大家会说:“还是真纪行。”好像我是很靠得住的大姐姐。
不只是孩子们这样,集体放学回家的路上,当有孩子摔倒大哭的时候,过路的大人就会对我说:“你是姐姐,一定要照看好大家。”在学校也一样,班里如果有被孤立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就会对我说:“玩的时候也叫上xx。”
原本父母就是这样对我的。在家里我是长女,受到如此待遇也是理所当然。过节的时候,如果本区有孩子的活动,就会有人说“你来参加吧。”,给我分配很重的任务。学校举办自愿参加的义务活动,如果得知附近的孩子参加而我没去,妈妈就会发火,戳我的脑袋或脊背,因此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都尽量参加。
这样一来,镇上的人对我的印象是“很坚强”,不知不觉我也开始自认为“很坚强”,所以,我认为自己承担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认为自己必须那么做。游戏也一样,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想大家玩什么会更开心,然后提议。
在座各位也许会对我的话一头雾水,可是,因为这些事和这次事件相关,就请各位耐心听下去。
升入四年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足立制造厂的建成,从东京来了很多转校生,我们班里来了一个叫惠美理的女孩子,据说她爸爸在足立制造厂担任要职。惠美理成绩很好,还知道好多乡下孩子不懂的政治经济知识,比如日元升值是什么意思、会给国内带来什么影响之类,她懂得很多。
有一天课上,老实说我们居住的小镇空气很干净。但并没有一个孩子立刻真正认同,下课后,有人向惠美理求证此事,得到她的承认,大部分孩子才表示信服。
也就是说,惠美理说的话,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
从那以后,班里的孩子做决定时一定会找惠美理商量,即使是班上的值日或者娱乐活动这种完全不需要都市生活常识的事情,也要找她,而这些原本应该是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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