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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集注）卷七）

所以，首先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增强国力，使“近者悦”。不然的话，“远者来”是要来，但不是来投奔，而是如“八国联军”一般来侵略了。

国耻未忘。

能不使“近者悦”而后“远者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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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速则不达

【原文】

子夏为莒父①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注释】

①莒父：鲁国邑名。《山东通志》认为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阳文】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

【译文】

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

【读解】

孔子反对急功近利。

公元前658年，晋国人以宝马美玉献给虞公，要求借道讨伐虢国。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借道要求，但虞公贪图宝马美玉而不听劝谏。结果，晋国人灭虢国后在返回的途中又顺手灭了虞国。这是贪小便宜而坏大事的典型。

公元1958年，中国人以火箭般的“大跃进”速度赶超英美，结果是经济大倒退。这是“欲速则不达”的典型。

国家大事如此，个人事务也是一样。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也就是这样的意思。但面对现实，谁又没有“近视”而急功近利的时候呢？既然如此，就请把圣人的话铭诸座右，时常提醒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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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也有讲究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①，其父攘羊②，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注释】

①直躬者：直率坦白的人。②攘羊：攘，偷。③证之：告发他。证，告发。

【译文】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父亲。”孔子说：“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与你所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坦白就在这里面了。”

【读解】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不能一味地直率坦白。换句话说，直率坦白也有一定的讲究。比如说在父子关系上，有一个孝与慈的问题。所以，父亲有什么问题，从孝的角度出发，做儿子的就应该替他隐瞒，而不应当告发他。反过来也是一样，儿子犯下了什么过错，从慈的角度出发，做父亲的也应该替他隐瞒，而不应当告发他。

这样说来，也就不应当大义灭亲了。甚至，在法律面前，父子之间也就可以作伪证而相互包庇了。圣人的思想显然不合于法治的精神，而是从伦理道德的礼法角度思考问题的。这也就是他在《泰伯》篇里所说的“直而无礼则绞”。直率而不符合礼就会尖刻伤人。所以，一切都要以礼作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儿子告发父亲虽然直率坦白，但因为不符合孝的礼制，因此仍然是错误的。反过来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虽然都不直率坦白，但却符合慈与孝的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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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标准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硁硁（keng）：浅薄固执的样子。②斗筲（shao）之人：”指器量狭小的人。斗，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狭小。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说：“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士了。”

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贡又说：“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读解】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与近代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相近。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到春秋时代，则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各种论述。比较著名的如《里仁》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些论述，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对“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不少格言、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孟子也说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恶乎执？”（《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通。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是“直”。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同样的，在“信”的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则来进行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做“硁硁然小人哉”的读书人，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