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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等人联名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1月22日，他与沈钧儒等七人一起被捕，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先后在沪、汉、渝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宣传全民一致抵御外侮，同时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于他主张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因而遭到国民党的打击迫害，各地生活书店也相继被封。邹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职，于1941年2月潜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1942年1月到达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又辗转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不断著文，赞颂根据地的新气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1943年初，邹韬奋因癌症秘密赴沪治疗，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不治逝世。临终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邹韬奋一生著述甚多，编为《韬奋文集》三卷。

（汪朝光）

奏销案

奏销案

清初发生于江南地区的政治事件。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清入关后，为支持统一全国的战争，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不足额者往往要被参罚。但江南缙绅豪强却依然凭借昔日的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而在政治上他们也还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清政府为了裁抑缙绅特权和从政治上进一步压服江南地主，便借口“抗粮”，制造了奏销案。此案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十八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根据江宁巡抚朱国治的造册上报，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甚至某探花只欠银一厘亦被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炎、汪琬等江南缙绅著名人物几乎全部罗织在内，一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使江南缙绅豪强受到沉重打击。直至三藩叛乱时，为了争取江南地主的支持，清廷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中被黜降的官绅士子分别纳银开复。以后清廷讳言此事，官书绝不记载。

（史志宏）

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

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制度。奏折是重要官文书之一，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它始用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形成固定制度。至清亡废止，历时两百余年。

奏折之称最早见于顺治十三年（1656），因是孤证，而且实物至今尚未发现，故史学界对此有所怀疑。比较确切的是始于康熙朝。因康熙帝常令其亲信官员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遂有密折文书的出现。密折就是奏折的一种，故史学界大都认为奏折制度起源于康熙朝。目前所见世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康熙四十年以后，奏折的使用就比较广泛。至五十年前后，内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抚提镇均可使用奏折。雍正帝继位以后，更进一步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规定内外诸臣，对凡属宜守机密或应速递上闻的国家庶政，都可以用密折先行奏闻，然后再用题本正式奏请批示遵行。于是，奏折作为机密文书遂被普遍使用，成为定制。乾隆十三年（1784），清廷又谕令停止奏本的使用，从而使奏折与题本并重。但实际上许多机密要务都是用奏折先行上达，而题本则成了例行公事。因此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终于取消题本而专用奏折。

清初文书制度原来基本因袭明代，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而题奏本章都不能直达皇帝，须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奏折则一扫此弊，具奏人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入内宫，由皇帝亲自折阅并用朱笔批示，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有利于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故得到普遍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