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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次会议，丁子恒像平常一样，并不多话。但是，第三次的会上，便连续有几人放下李、林二人不谈，而点了他。说他是温情主义，只因与右派有私人交情，便在大是大非面前三缄其口，不揭发不批判。有些同志尚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而他丁子恒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是否和右派心息相通，彼此有什么默契？

丁子恒百口莫辩。他知道自己再不开口是不行的了。一连几天他都犹如在火中煎熬，晚间在家，便来回地在屋里踱步。因心意烦乱，踱步的节奏急促而沉重。有一天，住在楼下的人家受不了他没完没了的脚步，竟对着他家窗口喊叫起来：楼上的，能不能停下来！

停下脚步的丁子恒躺在床上，长夜不眠。他的痛苦使得全家人惴惴不安，连三毛都不敢凑近，只隔着老远呆望着神情憔悴的爸爸，不知世上发生了何等大事。

这天，丁子恒终于发言了。说话前，他望着窗外一棵黄叶已然落尽的梧桐，伤感地想，良知便是这一片孤独的树叶，秋风吹起，想不坠落都不行。那么就让今日的秋风把我的良知吹落吧。

丁子恒批判林嘉禾和李琛明的发言，虽不算尖锐凶狠，但他也的确不敢和风细雨。他用没有任何感qíng • sè彩的语调，批判了林嘉禾，说林嘉禾有一次发言中曾经谈过四个问题，其中有三个是反党言论。林嘉禾在整风中抛出这些反党言论，正说明了长期以来他对党都是不满意的。这必然有其历史原因，应该从他的阶级根源挖起。

而在批判李琛明时，他作了一个揭发，他说李琛明曾同他说过，刘邦和朱洪武得天下后大杀功臣。而现在，功臣这样多，若不能杀，又该怎么办？

丁子恒未曾料到，他的这个揭发，竟引起剧烈反应，对李琛明的批判当即升级。

这句话成为他的重要罪证之一。如此后果，令丁子恒心乱如麻，他恨不能咬掉自己的舌头。两个最可鄙的字从辞海里跳到他的眼前：出卖。他自已被这两个无情之字震撼得目瞪口呆。他甚至不敢去想历史上扮演这种角色的人都有怎样一副嘴脸。他只能如一个神经错乱者一般，不间断地想着同一句话：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批判会后的第三天，他在路上迎面碰到李琛明。他欲上前向李琛明作个解释。

虽然主动同李琛明说话，在丁子恒来说，也是风险，但丁子恒还是决定冒此一险。

他想，这比他无时无刻地经受良心折磨要好。然而，李琛明对走到面前的丁子恒却未予理睬，他把头微微一扭，不屑地看他一眼，扬长而去。

这道目光充满蔑视和厌恶，有如一把犀利尖刀，直插丁子恒的心灵，将他的自尊切割得鲜血淋漓，令丁子恒永生难忘。李琛明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路的尽头，丁子恒却仍然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远望他的离去。丁子恒知道，这道目光将永远同他的噩梦纠缠在一起了。

这天上午，吴思湘通知丁子恒到汉口饭店开一个三天时间的会议。丁子恒问他是否也去？吴思湘摇了摇头，说：“我的批判会还没有完。”然后又说，这是沿江十三省水利部门的联席会议，内容有三，一是水土保持，二是防洪排渍，三是农业灌溉，非常重要。必须做详细记录，以便回来传达。此外，丁子恒在会上要将江汉平原土壤调查情况对大家作一个汇报，并接受会议代表们的咨询。

丁子恒深深松了一口气。他想他可以离开那些批判会，离开令他心惊胆战的氛围了。于是他鼓着勇气向总院提出，需要时间准备汇报的材料。院里同意他在会前一个星期集中精力整理材料。

丁子恒在院图书室一个僻静的角落，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其实，他对资料了如指掌，深信自己即使没有任何资料，也能对所有咨询对答如流。但是，他却宁愿坐在这幽暗的一角，以一种消磨时间的心态，来整理他所熟知的一切数据和文字。微黄的灯光下，资料架一排一排向后延伸，纸张和灰尘混合着散发出一股令丁子恒熟悉的气息。嗅着这种气息，他内心生出踏实之感，就仿佛进到了他最应回去的家园。

这个家园宁静平和，足可令他疲惫的身心停泊其中，憩息，以及修复。

他知道逃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他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离那个火气冲天的批判会更远一点。虽然肃反以及打老虎运动他也都经历过，但却没有哪一次的气氛像这次一样令他倍感紧张和不安。他对这样隔三岔五的政治运动感到深深的厌倦和腻味。他不知道非要让自己卷入这一场场政治运动中，于国于党以及于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费解的问题。他常想，让那些懂政治的人去搞政治，让我们搞技术的人来修大坝；他们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政权日益巩固，我们保证江河洪水永不泛滥，工厂农村有电有水；他们维护国家的和平和安宁，我们进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彼此各就各位，各行其是，这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