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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5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6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传部长戈培尔博士说：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讨论比——譬如说——目前德国的新闻界状况对德国人民更有益处。政府[必须]记住这旬老沽：“只有弱者才怕批评。”……伟大人物不是靠宣传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想同人民失去联系和团结，我们就不能低估他们的了解能力：我们不能老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任何组织，任何宣传，不论如何出色，光靠本身是不能长期维持人民的信任的……不能靠煽动……也不能靠对全国人民中无所凭借的一部分人进行威胁，而只有靠向人民开诚布公，才能维持人民的信任和忠诚。

你把人民当笨伯，人民就不会信任你……我国全体同胞现在应该互相友爱，彼此尊重，团结起来，避免扰乱正直之士的严肃工作，制止狂热之徒的胡言乱语。

这篇演说传开以后，在德国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在吉拉开会的一小批纳粹党人中间，却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样。戈培尔立即采取行动，尽可能封锁这篇演讲。他禁止电台按原定计划在当天晚上广播这篇演讲的录音，并且禁止报上提到这篇演讲。他还命令警察到街头去没收已经刊载了这篇演讲的摘要的《法兰克福日报》。但是，即使这位宣传部长的绝对权力也不足以防止德国人民和外界知道这篇反抗性演讲的内容。狡猾的巴本事先已把讲稿印发给驻柏林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他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报》也匆匆赶印了好几千份，秘密散发出去。

希特勒听到马尔堡演讲后，不禁勃然大怒。他在同一天下午[219]在吉拉发表的讲话中，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诛儒”。巴本因为演讲被封锁，也很气恼。他于6月20日赶去见希特勒，表示不能容忍“一个下级部长所采取的”这种封锁措施，坚称他是“作为总统的委托者”说话的，接着便提出了辞呈，并且警告说，他“将把此事立即报告兴登堡”。

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的严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6月21日飞到了纽台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绷绷地告诉希特勒，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时，老总统在短短几分钟里也只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纳粹党总理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一定考虑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德高望重的老总统的支持，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

尽管如此，在关系重大的6月最后的1个星期，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至少在这一点上犹豫不决：究竟对那些帮了他很大的忙的冲锋队头子们采取怎样激烈的措施。不过，戈林和希姆莱帮助他作了决定。他们已经开列了他们要算的帐，他们要消灭过去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只要使元首相信反对他的“阴谋”的严重性和迅速采取无情行动的必要性就行了。据希特勒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在纽伦堡的证词，最后使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zhèng • biàn”的是希姆莱。弗立克又说：“元首就命令希姆莱制止zhèng • biàn。”他说，希姆莱被派在巴伐利亚，戈林被派在柏林制止zhèng • biàn。

陆军也在怂恿希特勒，因此对不久就要发生的野蛮暴行也负有一份责任。6月25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军队不得离营外出。6月28日，罗[220]姆被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这等于是清楚地预告这个冲锋队参谋长要倒霉了。为了要使得没有人——尤其是罗姆——对陆军的立场抱有任何错觉，勃洛姆堡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于6月29日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陆军……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后……他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因此，陆军是在要求进行清洗，但是它又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这件事必须由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用他们的黑衫党卫队和戈林的特别警察来进行。

希特勒于6月28日星期四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去参加当地一个纳粹党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难说明他当时是感到有场严重危机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莱命令党卫队的特遣队和“戈林警察”处在准备状态。由于希特勒不在柏林，他们显然认为可以放手自由行动了。

第二天6月29日，元首视察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劳动服役营，下午回到莱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个战时老战友德莱森在河畔开设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尔到了戈德斯堡，在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犹豫不决，不知投向哪一边好，事实上，他一直与罗姆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时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报告了希特勒后来称之为来自柏林的“逼人情报”。卡尔·恩斯特已经动员了冲锋队。恩斯特原来是旅馆茶房，后来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时常光顾的咖啡馆中当保镳，罗姆看中了他，让他当了柏林冲锋队长。他虽然长得俊秀，但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当时相信，而且在24小时左右内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zhèng • biàn，他要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死去。

希特勒后来说，直到这个时候——6月29日为止——他只决定要“剥夺参谋长[罗姆]的职务，暂时把他看管起来，逮捕一部分罪证确凿的冲锋队长……而且要向其他队长发出诚挚的呼吁，命令他们回来值勤”。

但是[他在7月13日在国会中说]……在夜里一点钟，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来的两份关于紧急集合的急电：第一份电报说，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4点紧急集合，5点钟要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第二份电报说，在慕尼黑方面已经向冲锋队发出紧急集合令，在晚上9点钟集合……这是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作出一个决定……只有无情的流血的镇压也许还能防止反叛的扩大……

清晨2点钟，我飞往慕尼黑。

希特勒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两份“急电”是从谁那里发来的，但是不言而喻，“急电”是戈林和希姆莱发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221]中情况是过于夸大了。在柏林方面，冲锋队长恩斯待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过是在那个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驱车前往不来梅，以便搭船到马德拉度蜜月。至于在南方，冲锋队“阴谋家”集中在哪里呢？

6月30日清晨2时，当希特勒在戈培尔伴同下从波恩附近的汉格拉机场起飞的时候，罗姆上尉和他的冲锋队部下还在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的房间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是个判过刑的shā • rén凶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体魁梧，像个钢琴搬运工人，但是却有一张女孩子气的脸。他正搂着一个小伙子睡在一张床上。从罗姆把他的卫队留在慕尼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些冲锋队头子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举行反叛。看来，他们寻欢作乐的迹象很不少，阴谋叛乱的证据却没有。

希特勒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包括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诚的汉诺威冲锋队长维克多·卢策这时也参加进来了]于6月30日星期日上午4时在慕尼黑着陆，发现已经采取了行动。原来纳粹党党内法庭调查解决委员会负责人瓦尔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亚邦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在从前被判过刑的、同希特勒争夺过吉莉·拉包尔的艾米尔·莫里斯和马贩子出身、前舞场保镳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协助下，已经逮捕了慕尼黑的冲锋队头子，包括冲锋队邦队长施奈德休勃，后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长。希特勒现在把他的怒气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在内政部看到了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陆军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纳粹肩章，责骂他“叛国”。

天刚蒙蒙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长列汽车离开慕尼黑到维西去。他们发现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斯尔包尔旅馆还高卧未起。他们粗暴地弄醒了他们。海因斯和他那年轻的男宠被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qiāng • jué。据奥托·狄特里希的记述，元首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他痛骂了一顿，下令把他带到慕尼黑，关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个冲锋队头子在1923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zhèng • biàn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是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候却总是站在一起的。在历经14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shǒu • qiāng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shǒu • qiāng。据说他这么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23年后1957年5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党[222]卫队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枪。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党卫队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出了很大力气帮助达到任何其他德国人所从未达到过的那么高地位的那个朋友，只有轻蔑的份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比如施奈德休勃，据说他当时大声说：“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的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150名左右冲锋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所组成的行刑队qiāng • jué。

被qiāng • jué的人中有卡尔·恩斯特，他的汽车驶近不来梅时，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枪的党卫队人员打断了。他的新娘和司机受了伤；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觉，用飞机送回柏林就刑。

在这个血腥的夏天周末横遭非命的不仅仅有冲锋队人员。在6月30日早晨，在柏林郊外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18个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独身未娶——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几小时后根据戈林的亲自命令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狱中被杀。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党卫队搜查，他的主要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先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希·克劳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223]中被杀。巴本的其余工作人员，包括私人秘书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内，都被投入集中营。当巴本前去向当时已没有功夫说废话的戈林表示抗议时，据巴本后来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说”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软禁在他的别墅中，外面有武装的党卫队重兵把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