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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反右运动」祭序

由于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于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于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里，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枢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启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皓须眉输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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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是“五陵裘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干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

为什么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瑶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里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教，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于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dú • lì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着鲜明又独特的表现。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里读着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着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于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着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铃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

明镜出版的周绍昌《行行重行行》，记录了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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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于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于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于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于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么几个“由于”，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于无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里，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什么？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当然，到了更高一级的领导，江隆基与陆平在划右的态度与掌握上，也是有着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着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于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于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

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于“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征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什么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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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着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干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于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于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教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