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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什么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什么这样难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么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知识份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什么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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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哭相。以后，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叙述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后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文字干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里诉我：“旻姑”已刊于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着这一期的《温故》，自己着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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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后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于是，他更加勤奋了。

其实，我早知道：从《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连人也“盯”上了。有例为证：某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诒和大姐”五个字。送审后，总编把这五个字用红笔勾掉，说：上面打了招呼，任何传媒不许出现“章诒和”。看来，我就是个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油灯打翻，店铺关门”。最近听说，官府列出了一张“敏感人物”大名单，依据敏感程度分一、二、三个级别。我是第一级里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时间，上边就向传媒出版单位电话宣读一遍名单，像点名一样。是呀，大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想点你就点你，想禁你就禁你，随时可以侵犯你。但是，我会继续写下去，会在内心保持那不灭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经过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周绍昌踏上了精神救赎之途。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篇回忆录《行行重行行》(明镜出版)，全书记录下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复印稿，一天就读完了，并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动笔了。应该说，书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眩目的文采，没有耸动的情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浅显，浅淡，浅近。他只写人的命运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写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如何把冷的热的一起放进心里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会议室，由胡愈之主持并代表官方宣布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宣布章、罗等人受到降职降薪处理，仍保留部分职务（即保留勤杂、厨师与四合院）的时候，（1月28日）周绍昌作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着自己的行李卷，离开不满六个月的女儿，登上一辆面包车，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桥的收容所。上车前，他用心环顾了那熟悉的机关大楼。而下车后，迎接他的则是一排排的铁栏杆。进得信道，见一个人双手把住栏杆，向新来的人高喊：“欢迎，欢迎！”那是强为欢声的悲号，那是令人惊悚的奇特音颤。伴随着关闭铁门的金属巨响，监狱的含义，全然无须法学家的诠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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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刻起，周绍昌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几天后，周绍昌再次提着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淀）劳改农场。所谓农场，原来就是一片荒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兴许是荒地的景色过于单一，望不到头，更走不到头。三十里路，仿佛就是古人说的‘无涯’了。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就像蹬着球的狗熊，脚下踩着的球在转，而自家却总是踏在球顶的一个点上，老也走不到头。”是的，很多人没走到头，因为性命到了头。周绍昌是走到头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劳教队并非清一色的右派，是杂牌军。盲流，惯窃，坏分子，成员五花八门；年龄也从五、六十到十五、六。气质、素养、年龄、背景相差悬殊的劳教人员的混杂对于管教是最为有利的。大家来头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类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检举。但周绍昌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想从对方的眼里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过窝棚上芦席窄窄的缝隙，能看到一丝星光。周绍昌伴着星光入睡，每个梦都是随着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欢乐与温暖。有谁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样？今后如何？就像元人赵禹圭《折桂令》里所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劳教期届满，就打入留场就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队里有个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出版有开创性贡献。一次，徐的夫人来探视。劳教就业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收拾出一间土房，用被单当门帘，拿草袋堵了窗户，从伙房打了开水，凡是当时能办到的，都尽力办了。几天后夫人离去，徐淦先生写下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毫无愠色嫌泥腿，犹有柔情怜白头。”诗句被周绍昌牢记在心，每次吟诵，都感慨万端。我曾经也是囚徒，故书中极平静的描述，在我读来也是惨目惊心。

“改正”后的周绍昌曾这样说：“想到祖国的河山，不知怎么总有淡淡的一丝哀伤的忧郁。”是这样的，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负着一生一世的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