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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十分清醒：现阶段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一九五六年máo • zé • dōng听取第二次汇报时的讲话，《党的文献》二00四年一期）”。而启动民主党派，自是中共的策略的重要部分。为此，máo • zé • dōng扬鞭策马，放出话来：“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dú • lì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们（指民主党派）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同上）”好大的胸襟气派！我们简直区别不出此刻的máo • zé • dōng和前不久搞“肃反”、“肃胡”的máo • zé • dōng，怎幺会是一个人？为了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做了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对他们应如何“监督”、怎样“共存”，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那些被邀参加座谈会的都异常感动。父亲毕竟是职业政治家，职业敏感告诉自己：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他本人，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机快要来临。

第三党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主张，也有实践的可能性。故而他在农工党中央放言：“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做一个政治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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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我所说的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做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父亲有着很突出的两面性，江湖作风和政客色彩。这与他长期搞第三党，在夹击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统战部那里，他的话都是跟进、拥护中共的。回到民盟和农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对面。“一个人穿的是英国兰开夏的呢制服，坐的是小汽车，吃的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但如果不让他dú • lì思考，一切都是听从别人指挥，要坐就坐，要站就站，这种人也会闹革命的。”——这是他的牢骚，也是他的内心真实。父亲身处高位，生活优越，但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

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民主党派被排挤在国家权力边缘的处境，早就有所不满。现在，好了！máo • zé • dōng提出“监督”方针，正是一个政党当作之事。父亲私下里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作特作”。父亲虽然在民盟中央和农工中央的公开场合提倡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而他在很多座谈会和私人场合里却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幺几条，我就没兴趣，不值一学。《人民日报》所刊载的也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新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我打算搞一套‘文艺复兴’。如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没什幺可搞的。”

父亲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在农工党中委座谈会上，谈到对“共存”与“监督”方针的感受，说：“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执行统战政策，它就有了威信。后来有个时期不与党外人士合作，反对中间势力，共产党的威信就降低，作用就减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当雄厚，还有力量；它们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组织，也还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上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共存’和‘监督’，这是两个大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在我国，可能出现一个到处演说和做文章的局面，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意见。我打算开始演说，准备在政协礼堂先同民主党派的干部来谈谈。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问题是开始了。昨天，我在政协和民盟唱了两曲。我主张中国搞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资本主义国家是实行两院制的，这种制度过去发生了作用，今天也还在发生作用。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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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际也在发挥着两院制的作用，不过就是没有取得法律手续。有人大和政协，这就说明已经有了两院制的架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发生资本主义两院制的作用。现在形式更完备一些，并具备法律手续，问题就解决了。具体意见是：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见权，对人大的某些方案，政协可以表示不同意。不同意，两院再协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强搬硬套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走“文不成法”的道路。不管什幺形式，只要能发挥两院制的作用就行了。所以，我认为不修改宪法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的主张。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既然讲民主，就要搭个架子。我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

果然，父亲“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在七月、十月统战部召集的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座谈上，针对监督中共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监督应该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党派的“议会党团”有权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要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此后，父亲提出的政治设想就更多了。比如政协应成为建议、监督、审核机关，具有监督权、否决权。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成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政府和中央提出方针、政策的建议等等。果然，如父亲生前所料——“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章伯钧的一系列急切又激烈的政治主张，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十年后，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

要有作为，就要有人马。别忘了，从在邓演达手下工作开始，父亲就是专门从事组织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组织限制颇多。“八个党派加起来才九万人。”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感慨，是无奈，更是不满。一九五六年秋，他在国外接受记者采访。人家问：“中国民主党派的成员一共有多少？”父亲心想，九万人还是八个政党的总和，说出去都丢人。自己索性把数字翻了一倍，说：“十八万。”事后，他告诉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

邢西萍大笑，没责怪他一句。父亲对母亲叹道：“看来，连徐冰（即邢西萍）也觉得我们可怜那！”现在机会来了，父亲怎能放过？对民盟、农工的组织发展工作，他早就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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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劲儿。他在民盟放出话来：“共产党有一千万，民主党派只有几万，如何谈得到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

他在农工党没有放话，却真放手大干了。七月间，农工民主党中央为贯彻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在医药卫生界开展工作的精神，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当时出席中华医学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