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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这是máo • zé • dōng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把“我们才吐一口气”改为“我才吐一口气”，就准确了。

要达到这个强国目标，靠八路和共党干是不行的，单靠工人农民也不行。他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而这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个什幺样子呢？他们大多处在游离状态。一方面，他们想在中共政权下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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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研究，写作，办报，唱戏；另一方面，持续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为使归顺新朝的知识分子变得俯首帖耳，反使其内心产生反感和压抑。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一月二十日，máo • zé • dōng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请注意：无论是周氏还是毛氏，都没有否定那些打击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一月二十日，máo • zé • dōng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请注意：无论是周氏还是毛氏，都没有否定那些打击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

，中国统治者与文人就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彼此需要又相互排斥，相互依附又比此猜忌。曹操和杨修堪称典型。máo • zé • dōng也不例外，也是矛盾的。加之自身被大知识分子轻贱的经历，更使其内心有着更多的排斥和猜忌。在这种矛盾心态下，máo • zé • dōng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自然是两手政策：使用和改造。父亲和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啥叫“使用”？怎幺“改造”？政策下来后，父亲耗了许多时间，到处去解释这个政策有多好！回到家里，他也骂：“什幺使用？还不是利用！”

自一九四九年后，具有dú • lì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表示归顺的同时更多的是观望。同是文人却靠武力成功的máo • zé • dōng却要求他们绝对归顺：政治归顺，思想归顺，心的归顺，越是大知识分子，就越要你归顺。归顺的办法就是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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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

只有自卑感、报复心、权力欲三者集于一身的帝王，才这幺对付文人。我曾读到张东荪在燕京大学几次自我检查，也读到潘光旦、刘王立明在民盟中央的检查全文，不禁伏案而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遍遍地违心检讨，一步步退出了一生坚守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肃反”和“肃胡”运动，制造了大陆知识分子整体性的恐惧与不满。“冷雨青灯读书舍，怕别离又早别离。今宵醉也，明朝去也。”剩下一具躯壳，挣扎生存。表面的俯首帖耳，内心的压抑，情绪的消极，怎能符合并配合máo • zé • dōng一心要掀起的建设高潮呢？于是máo • zé • dōng迅速作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了，máo • zé • dōng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一时间，大报小报都刊出宣传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文章。

三月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翻译印发，顿时成为民主人士热门话题。本来父亲就反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道路，何况胞弟章伯仁是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以“间谍罪”杀害的。所以，那段时间，家里屋外都听到父亲带着愤怒的议论：“斯大林就是代表最丑恶的名词。”一次，他对农工中央外地来京的朋友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

四月二十五日，máo • zé • dōng作《十大关系》报告。四月二十八日，máo • zé • dōng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且明言实施这个方针的前提，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出“百花”、形成“争鸣”，máo • zé • dōng还是真想了些办法。比如，他让《人民日报》改版四版扩为八版，以接纳中共之外的声音；把《光明日报》和恢复的《文汇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主办；活跃学术争鸣活动，放宽期刊出版限制，松动文艺政策，禁戏全部开放。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兴奋！父亲也兴奋，说：“社会主义民主有待我们来创造！”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司长、局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做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幺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传达máo • zé • dōng的《十大关系》时，他还说：“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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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是有活力的。为什幺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员，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幺完蛋？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单靠活跃文化学术是不够的。罗隆基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因为是中共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形成的“戒慎恐惧”，才使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共“敬而远之”。máo • zé • dōng心里清清楚楚，若要消除知识分子的思想压抑和政治恐惧，还需政治方面出招。这个招数就是请出民主党派。现在的材料表明máo • zé • dōng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觉察到中共有可能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实施一党专政，自己打心眼儿里也想这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