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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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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凌霄说,“有这样富足的日子,你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当红军呢?”

沈先生的表情凝重起来,突出的下巴仰起来,似乎询问苍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富足。也许,对于人来说,仅仅个人富足是远远不够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清朝道光年间,云舒庄园办的私塾超过了陆安州任何一家官办的学堂或者私塾,一户农家的孩子考中了举人,被授予候补县令。但是,这个举人辞去了一切荣华富贵,又回到云舒庄园当了一名私塾先生,而且在光绪登基那年,从他的私塾里出现了两个进士和三个举人。我跟你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这里的雇农,人在深山中,心装天下事,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讲人类发展,讲革命道理,你不一定能讲得过他们。”

王凌霄惊讶得半天做声不得,良久才叹道,“有这么一块地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沈先生笑笑说,“是啊,是有点像。记得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极其险峻,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而是想把它建成dú • lì王国。万一我们的事业失败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带着队伍回到这里,在这里建设一个红色的dú • lì王国。”

王凌霄被沈先生描述的远景感染了,说,“那该多么浪漫啊,在这样一片纯净的土地上,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帝国主义的掠夺,人们自食其力,老人们安度晚年,大人们男耕女织,孩子们书声琅琅,年轻人相亲相爱……哎呀,这就是你们说的共产主义?”

沈先生笑笑说,“恐怕还不全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肯定不仅仅是生活富足。”

云舒庄园的九天,是王凌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为了方便工作,他要经常在那里露面。中间有两天,沈先生进城未归,把王凌霄急坏了。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她充当丫环,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但她还是感到孤独。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的夜晚,她就辗转难以入睡,她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那时候她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

第二天从早上开始,梳洗完毕,王凌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踯躅,等待沈先生归来。在等待的时刻,她的心里有很多想法,有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她怕沈先生离她而去,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

倒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嘻嘻哈哈地说,“小姐不要担心,我们家沈先生能得很,是沈家的顶梁柱,城里的事情、这里的事情都要靠他打点,他是被事情耽搁了,不会丢下小姐不管的。”

乔乔是一个很伶俐的村姑,健康、淳朴,但是乔乔似乎又不完全是一个村姑,举手投足,也像个读过书的女子。乔乔还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子——“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光华灿烂闹出新世界……”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脸蛋儿红扑扑的,乔乔的脸蛋儿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让她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她很想跟乔乔学唱那首歌子,但是太长了。乔乔说,那是皖西民歌《八段锦》,八段,每段八句,一共六十四句,连她都记不住,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乔乔说,“你要学歌子呀,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沈先生可以一句不落地唱。这歌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

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她问乔乔,“是谁给你取了这么好的名字,乔乔是什么意思?”

乔乔说,“是沈先生。我姓乔,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当丫头,那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沈先生在城里念书,假期回来,听人喊我乔丫,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哪里像个人的名字啊?北有乔松,南有乔木,以后就叫乔乔吧。”

王凌霄说,“这名字真好,很有诗情画意。”

跟乔乔在一起,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些。但是沈先生一整天没回来,她还是坐卧不安。

第二天傍晚,眼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她感到了巨大的孤独。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她非常亲热的人,有很温暖的气氛,但她还是感到孤独。她觉得在芸芸众生里,只有那个她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她的伙伴,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她感到安全。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近西边的山脊,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她的内心充满了惆怅。这时候她开始困惑和惶恐,不知道她跟随他将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不知道她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她如此牵肠挂肚。

就在她心慌意乱的时候,她听见乔乔惊呼一声,“小姐,沈先生回来了。”她定睛望去,就在南边那座山峰的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不久她就看见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流金溢彩,穿越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稻浪,向她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

霎时,她的眼泪就溢满了眼窝……

屈指算来,已经过去bā • jiǔ个年头了。如今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此后由于一连串人为的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在他和她之间上演了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剧,那个让她情窦初开的沈先生,已经成了她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

这次重返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也许,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但是,冥冥之中她又有一种期盼,尽管是那样的渺茫。

淠水河到了梅山城就开始向南拐弯,一个弯子拐了几十里地,到了陆安州的正南方向,又开始向北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把陆安州圈了进去。弧线到了陆安州的东边,继续向正东方向延伸。就在东边的拐弯处,有一滩宛如沼泽的河湾,河湾的上面是大蜀山延伸过来的小蜀山,小蜀山下有一个集镇,叫桃花坞。桃花坞有三百多户人家,这在江淮地区就算是一个很大的集镇了。镇上居民多为农户,也有少量渔民靠捕鱼捞虾为生。因为傍着一个里把路宽的淠水河,上接庐州,下通陆安州,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没有战事的年月,商贸也很发达。

桃花坞有家大户,户主叫方茂哉,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后又顺船搭货,在桃花坞开了一家杂货铺面,山外的油盐酱醋,山里的竹木茶药,都是经营项目。虽是小本经营,但因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银子,购买小货轮三艘,办起了淠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但方茂哉此人乖戾,尽管有了钱财,却只相信桃花坞的风水,盖了一座虽然面积很大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让儿子方蕴初有书念,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

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

方蕴初是方茂哉的独子,自幼羸弱多病。到了成人,表面看身体跟常人无异,可是成亲之后久种不孕。方茂哉怕断了方家香火,敦促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名山大川跑了不少,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均以无功而返。

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各国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还有上帝的使者,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带给方茂哉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

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方茂哉受高人指点,着人背上三百多两银子,到庐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皮诺尔,请这位鬈发碧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

皮诺尔收下银子,并没有给方蕴初的媳妇把脉,而是吩咐方蕴初本人脱下裤子,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蕴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探囊取物一般。害得方蕴初惊惧万分,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放开方蕴初,狠狠地洗了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对方茂哉和方蕴初说,“女人,没问题;男人,问题大。”

方茂哉爷儿俩听了这话如晴天霹雳,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如何是好?

皮诺尔一眼就看出了这对父子是有钱人,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不要紧,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

方茂哉此时哪里还把钱放在眼里,恨不得趴在地上给皮诺尔磕几个响头,可是人家洋鬼子又不兴这个规矩,磕了也白磕。方茂哉说,“皮诺尔先生,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

皮诺尔说,“我不要你的银子,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这样我可以经常去布道,也可以为病人治病。”

方茂哉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不知道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在方茂哉爷儿俩看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的或者黄色的药片。方蕴初起先还不敢用,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他把药片含进嘴里,却没有吞下去,趁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手心里,待皮诺尔离去,转手就把药片扔了。回到桃花坞之后,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狗食里的,倒没见大黄狗有什么不适,反而昂首挺胸,气势汹汹地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那几天桃花坞像是闹了狗灾,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河湖港汊,追逐母狗。

方蕴初后来就明白了,不再唾弃那些药片,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夜里果然感觉不一样,一个多月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

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

民国三年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方家就开始倒霉了。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张口就是一千块现大洋。洪大帅手下的旅长讲得有理,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保家园,连这点饷都不给,未非让俺们喝西北风不成?

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章大帅的旅长讲得更有道理,说洪军是叛逆军,叛逆军你们都给了一千块大洋,俺们是讨逆军,必须拿出一千大洋赎罪,另拿一千大洋充饷。

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拿出一千大洋已经捉襟见肘,章军又要两千大洋,从哪里筹?别说筹不着,就是筹得着也不能拿,眼下兵荒马乱虎去狼来,这个头一开,何时是个了啊?方家拿定主意不给钱,老太爷方茂哉冲着章军的旅长颤巍巍地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命一条,要钱没有,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算了。”

可是方家老太爷失算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章军没有要到钱,也没有拿走方茂哉的命,而是派人押走了方家的一条货轮。方茂哉呼天抢地也无济于事,于是一病不起。祸不单行,这里洪军和章军刚刚离开,陆安州公署专员又派人来征军粮。然后各级衙门趋之若鹜来啃方家这块肥肉,除了经营税、人头税,还有保民税、保险税、保安税、保水税、保土税、保……管家把算盘珠子拨得唱歌一般,光“保”字头的捐税就有二十多项,得纳银元两千四百块。

方茂哉一口气没上来,人就不行了。方茂哉一死,丧事还没办完,官府追账的又来了。方蕴初万念俱灰,真想跳河一死了之。

传说中方蕴初还真到淠水河边准备跳了,就在要跳没跳的一刹那,皮诺尔出现了。皮诺尔说,“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死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死了还有你的孩子。”

一句话如醍醐灌顶,方蕴初怔怔地看着皮诺尔,号啕大哭。皮诺尔说,“不要紧,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皮诺尔给方蕴初出的主意是让他加入方家航运公司的股份。但是皮诺尔的建议是强盗建议,他不仅不出股金,反而让方蕴初先付他一千块银元作为“姓名使用酬劳”,每年还要分利一千块银元。他的条件是,方氏公司从此可以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船上挂法国国旗。皮诺尔说,“你只要挂上法国国旗,洪军不敢找你麻烦,章军也不敢找你麻烦,政府不会找你麻烦,连土匪都不敢找你麻烦。一句话说到底,是个中国人他就不敢找你麻烦。从此,在淠水河里,你的小货轮可以畅通无阻。想一想,一年你可以挣多少银元?”

这个账方蕴初一算就明白了。回到家里他和夫人合计了一夜,最后决定,听皮诺尔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在跟皮诺尔谈的时候,方蕴初又有些踌躇,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背后会有人戳脊梁骨的。

皮诺尔听了哈哈大笑说,啊,“你是中国人,但你是商人,商人的利益必须有人保护才行,没有人保护的商人就是这个——”皮诺尔说着,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踩死一只蚂蚁。皮诺尔说,“可是谁能保护你呢?你们的政府吗?对你来说,你们的政府和土匪是一样的。”

方蕴初不得不承认皮诺尔说的是实话。但他还是不甘心,还想讨价还价。方蕴初说,“可是皮诺尔先生,你一分钱没出,一分力气没出,就这样一年拿一千块现大洋,是不是太狠了一点,能不能少要一点?”

皮诺尔说,“不行,一块也不能少了。我是没有出力出钱,可是你知道我出卖的是什么吗?是法兰西赋予我的公民安全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安全权。这个权利你有吗?你没有,对你来说就是无价之宝。”

就这样,方氏航运公司终于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果然从此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不仅洪军和章军不来了,那条被强行征用的小货轮也由法国领事馆出面要了回来。连陆安州城内各个衙门都消停了,只有隔岸骂娘的份儿,骂方蕴初目无政府,卖国求荣。

方蕴初有点心虚,赚钱比过去少了许多坎坷是不假,但这钱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所以他就安了一颗与民同享的心,但凡官府征收,匪患强拿,总是方家出面斡旋,充大头拿钱消灾。如此,方蕴初倒是落了个“方大善人”的美称。

方氏航运公司挂法国国旗挂了三年,尽管被皮诺尔敲走了四五千块银元,但方家也落下万贯家财。后来皮诺尔不幸在天茱山失足落水毙命,皮诺尔航运公司不复存在。陆安州又换了两茬官员,两茬横征暴敛,方蕴初的航运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五六条小驳轮在河面上游弋。除去苛捐杂税,每年进项不过千把块洋钱,供着两儿一女在城里念书,渐渐就有些入不敷出了。

在桃花坞第一次出现外国国旗是民国三年的事情,无论是方蕴初还是桃花坞的百姓都没有想到,到了民国二十七年,桃花坞又挂上了外国国旗。这回是太阳旗。

松冈大佐人还没到陆安州,陆安州驻屯军司令的任命就下文了。

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中将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武汉外围攻坚战正在艰苦地进行,需要大量的军粮。“皇军”计划在八月底拿下陆安州,八月份就免了,从九月份开始,他的驻屯军就开始为南下西进部队提供粮食,每个月至少二百万斤。每月下旬,派遣军将派出一个辎重营二百辆汽车到陆安州取粮食。

石原次郎给松冈算了一笔账,陆安州系江淮富饶之乡,是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所辖各县,共有二百多万人口,以每人每月缴纳一斤计算,即可得二百万斤。二百万斤粮食最多只够两个师团吃一个月,所以,数额不能再少了。

松冈说,“哈依!”

但松冈的心里也算了一笔账,陆安州有二百万人口,这是派遣军支那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是,这二百万人分布在五个县的广大地区,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有。松冈联队兵力仅一千五百人,按石原次郎的算法,每个士兵至少要向一千个支那百姓征收粮食。假设是分散行动,陆安州东部平原的边缘是大小蜀山,西部是天茱山,南部是淠水河,西北部是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这一千五百个士兵进入到陆安州的村寨集镇,那就是细水流沙,恐怕再也收不拢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陆安州二百万人口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要是逼急眼了,有人登高一呼,二百万老百姓别说动刀动枪了,他扛着锄头铁锹来跟你拼命,一千五百“皇军”哪怕人人手里都是机关枪,也是挡不住的。

石原次郎又给松冈算了一笔账,“你的兵力少是不错,派遣军长官部又给你从淮北鲁南调配了‘皇协军’一个师,三千多人,武器至少不比中国抗日军队差。加上从‘满洲国’来的‘亲善团’,又有五百多精锐兵力。那些老百姓大多是男耕女织的农民,本分老实,对‘皇军’早已闻风丧胆,倘若交点粮食能保住平安,那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拿鸡蛋碰石头?所以,每月二百万斤粮食,小小的,轻而易举的,不能再少了。”

松冈算来算去还是心里不踏实,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很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恐怕还不是像石原长官说的那么简单。“皇军”进行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论作为“皇军”军官还是“皇国”国民,他都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但是,每月二百万斤粮食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不能脑子一热就承受下来。表态容易,倘若完不成任务,让异国作战的“皇军”在前线挨饿,导致战斗失利战争失败,那就是对天皇的犯罪。再说,怎么能依靠“皇协军”呢?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卖,这些人在中国是最没有信誉和道德的人,指望他们搞粮食,他们会为虎作伥,他们能把老百姓的骨头榨出油,但未必能把粮食交给“皇军”多少。如此,“皇军”白白背了黑锅,还得不到实惠。再有,根据过去在“满洲国”和华北作战的经验,一旦战火烧到家门口,那些青壮劳力大多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留在家里的,往往是跑不动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跑的老弱病残,仅有的粮食也会被他们上天入地地埋藏起来。想从他们那里搞到粮食,比搞到他们的老命还要困难。

因此,松冈破天荒地向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松冈说,“粮食是圣战的根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但是,粮食需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需要中国人生产,需要中国人缴纳。既然把陆安州作为‘皇军’军粮供应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可以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于城市的破坏和对百姓生命财产的损毁?”

石原次郎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陆安州的战斗将是外围剥皮战,尽量不损坏城市建筑和设施。长官不会让你在废墟里弄粮食。”

松冈说,“为了稳妥起见,保证派遣军的计划周密落实,请石原长官允许我在九月份先按五十万斤粮食的数额缴纳。”

石原次郎的脸色很难看,盯着松冈,仁丹胡子微微颤抖。石原说,“太过分了,作为‘皇军’军官,如此不敢承担重任,实在令人失望。难道就因为你在中国读过书,就要高抬贵手吗?”

松冈说,“对不起,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以避免影响圣战。如果局面打开之后,我会主动增加数额的。”

石原次郎停顿了一会儿,喘着粗气说,“一百万,再也不能少了。”

松冈说,“一百万里应该包括我的部队和‘皇协军’一师的粮食。以每人每天二斤粮食,以五千人算,每个月是三十万斤。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向派遣军长官部缴纳七十万斤粮食即可。请长官确认。”

石原次郎气咻咻地说,“松冈君,你何时变得像个商人了?这样太有失‘皇军’体面了。”

松冈不屈不挠地说,“对不起长官,跟中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他们的手里弄粮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

石原次郎盯了松冈一会儿,终于表态,“先这样吧。还有什么要求?”

松冈说,“‘皇军’异国作战,精神紧张,已婚军官和老兵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导致精神错乱,甚至狂躁,丧失理智。本联队将长期驻屯陆安州,倘若没有缓解办法,必然扰民,难以约束,于官兵安全和军心稳定极其不利。”

石原次郎皱皱眉头,舌头在嘴唇上滚了几下说,“这件事情你可以向服务课提出来,但是请你不要过分。‘皇军’远离本土作战,战线又拉得过宽过长,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匮乏,大家要互相谦让,能够就地解决、自行解决的,尽量不要给上级增加负担。”

松冈不吭气了,脸上涌现一丝不易觉察的愧意,隐忍了一阵才立正回答,“哈依!”

离开派遣军长官部之后,松冈大佐乘坐敞篷汽车返回固镇驻地,一路上心情很不好,甚至感到痛苦。平心而论,他何尝愿意像个商人一样跟长官讨价还价?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讨价还价了,心里就非常惭愧。他十二分不情愿到陆安州去当什么驻屯军司令,更不想天天为粮食发愁。他是军官,他的联队战斗力非常强,当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一直打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打到了天津,几乎所向披靡。他从中队长一直擢升到联队长,全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他宁肯率领部队去战斗,攻城掠地,赴汤蹈火,那种征服和占有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去年在南京,攻破城池后,松井石根将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也是“皇军”士兵最愿意接受的方式犒劳了浴血奋战的部下。“皇军”的士兵们精神太压抑了,他们太需要释放了。松冈率领他的联队就像迅猛的战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纵横驰骋。他们整整当了四十天的“上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强xx谁就强xx谁,想怎么强xx就怎么强xx。看着一片废墟和废墟上狼奔豕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哀求和绝望。他们像刀俎上的鱼肉一样任凭“皇军”宰割,那种快感和自豪感简直难以遏制。

要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的让人景仰啊!这个国家千百年来都是日本民族的老师,都是日本政府和百姓必须进贡的天朝帝国。然而,现在情况终于改变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泥塑的,是不堪一击的,转眼之间就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皇军”的皮靴踏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皇军”的刺刀挑在礼仪之邦国民的肚皮上,“皇军”的枪炮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jīng • yè一般汹涌澎湃地喷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军人,尤其是“皇军”,太需要证实自己的力量和威严了。而在所有的征服中,征服中国人是最可以激励“皇军”官兵的。因为从地理上看,中国太庞大了,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太悠久了。征服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就是征服了世界,至少也是征服了东亚。

可是,现在石原次郎将军竟然让他充当所谓的驻屯军司令,竟然让他和他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像农夫一样地去搞什么粮食,这实在让松冈大佐有点不太适应。

松冈心里清楚,这个驻屯军司令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差事,一旦陆安州打下来之后,主力南下,他就要坐在火山口上了。光靠枪炮刺刀恐怕还不行,士兵们的生殖系统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一百万斤粮食听起来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真的搞起来,让老百姓钻洞挖墙上房揭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比打仗,用中国话说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抢就是了。可是你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跟中国的老百姓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与生俱来就是为了粮食而生存的,粮食不仅是他们果腹生存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的理想和梦想。同农民争夺粮食,甚至比争夺城市还要艰巨。因为争夺城市你面对的仅仅是军队,而争夺粮食,你的对面横眉冷对的将是陆安州二百万老百姓。想想后背都是凉的。况且,即便把陆安州打下来了,你能保证已经把陆安州境内的抗日武装全都赶尽杀绝了?他们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把粮食搞到手,能让你痛痛快快地运走?假如就像石原次郎乐观分析的那样,老百姓不反抗,但是,战争之后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一百万还是五十万?就算他们全有粮食,可是,他们要承担中央军的食粮,新四军的食粮,国民政府的食粮,临时政府的食粮,地下组织的食粮,当地军阀的食粮,过路军阀的食粮,破落军阀的食粮,乡村官僚的食粮,土匪的食粮,等等。你简直没有办法搞清楚,他们一年要向各路神仙各路诸侯缴纳多少粮食!

这样一算,松冈对每个月能否按时征收到一百万斤粮食就难免心存忧虑了。尽管他知道他不应该对石原次郎布置的任务讨价还价,但是,这个讨价还价是必须的。松冈是个稳妥的人,是个讲究实效的人,他宁可把姿态放低一点,姿态低点,路好走了可以把腰杆硬起来。如果一开始就站得很高,遇上障碍再把腰猫起来,那就有失体面了。

宫临济的手下满世界寻找常相知的时候,常相知和三大队大队长杨家岭正坐在庐州城西稻香村酒楼,同手下一帮子弟兄在喝酒。

弟兄都是好弟兄,当年跟吴大帅打孙大帅的时候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孙大帅没打完,接着打南蛮子老蒋,然后再打东北老张,再然后反水投奔老蒋打老共。十多个年头下来,大家都是一身功夫一身胆,砍头无非碗大的疤,shā • rén只当掐根草,自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跟自己比了。哪知道日本鬼子一来,只打了两仗,就全给打蒙了。头一仗是枣儿庄保卫战,两个团硬是没有顶住鬼子的一个大队。矮胖子原信少佐指挥三挺轻机枪开路,专打他常相知的队伍,一仗下来,全团死伤二百多号人,跑掉二百多人,剩下不到二百人,他只好下去当营长,几个弟兄依次降为营副和连长。第二次更窝囊,打固镇的时候,同宫临济部交锋的,其实就是松冈联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河田大尉还戴着眼镜,就是这么个高度近视的金鱼眼,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小队佯攻黄垭口,牵制宫临济的注意力。鬼子主力三个小队迂回到守军左侧,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炮火覆盖,接着又是一阵短兵突袭。那鬼子硬是铁皮脑袋不怕打,死打死冲,凶猛如兽。守军一公里正面很快土崩瓦解,部队伤亡过半,跑了一半,营连长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

也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了,所以当宫临济扯起白旗投降的时候,大家也就半推半就地跟着走了。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是走投无路了,龟孙才愿意当汉奸呢!日本鬼子实在太厉害了,攻占上海之后所向披靡,南京城里几十万国军都溃不成军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先把命保住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这也算是当兵的生存之道吧。

投降鬼子之后果然不一样,首先招兵买马收罗旧部,队伍扩大了,宫临济又重新当了师长,水涨船高,弟兄们都回到了团长、营长的位置上,也就心安理得了。

往常,弟兄们在一起喝酒总是有很多话说,聊军饷,谈女人,缅怀南征北战,酒至酣处,气冲牛斗。但这次喝酒情形有点不大对头,大家都是喝闷酒,似乎找不到话讲。

自从在鲁南被收编为“皇协军”之后,松冈大佐除了给“皇协军”派了军事教官以外,每个团还派了十名日军下士官作为“亲善员”,这些下士官都是干部候补生,多数已担任曹长职务,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术,都是一流的,行动上归松冈联队参谋长原信少佐直接指挥,松冈定期亲自听取这些人员的情况汇报。

“亲善员”在“皇协军”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协军”官兵认识天皇的伟大、日本国的富强、日本军队的勇武和中国朝廷的腐朽、政府的腐败和百姓的困苦。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只有靠日本来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才会有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那个叫荒木冈原的下士官——常相知一想到这个家伙就恨得牙痒——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忒狂妄了,就是跟他这个一团之长在一起,也是趾高气扬。他看中国人的那眼神,那是看人的眼神吗?简直就是像看一群动物。

荒木冈原看中国人的眼神不对,常相知看荒木冈原的眼神也不对,这两双眼睛都不是吃素的,摩擦也就不可避免了。常相知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子里多少还装着一点气节故事,血性也就比一般的汉奸旺一点。有一天荒木冈原居然闯到团部,冲着常相知呜里哇啦乱吼乱叫。常相知当时正在吸水烟,头也不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叫唤,反正是听不懂。没想到这小子来劲了,见常相知态度傲慢,竟然冲进房间,手点着常相知的鼻子哇啦。后来翻译来了才知道,这小子是吆喝团里的长官也去上什么“亲善课”,并且指责常相知没有理由缺席。

常相知当时就火了,心想老子好歹也是个团长,妈的你无非就是个曹长,没大没小的来教训老子,我要是被你制服了,弟兄们会怎么看我?以后我讲话还有人听吗?什么xx巴亲善课,不就是要老子给你们当奴才吗?

常相知二话没说,喝了一声,“来人哪!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子拖出去打二十军棍!”完了还对翻译补充一句,“告诉他,这就是老子的亲善课!”

哗啦一下,上来了十多个士兵。在团部担任值勤的三大队排长李伯勇拎着驳壳枪,疑惑地看着常相知,拿不定主意。荒木冈原一看常相知要动武,又是一阵呜里哇啦。这边常相知的手下还在犹豫,围着鬼子转圈,那边鬼子倒是先动手了,照准李伯勇就是一顿耳光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咆哮八格牙鲁八格牙鲁。李伯勇捂着半边脸,一边躲闪一边看着常相知,不知道该怎么办。

常相知大怒,吼道:“你捂在脸上的那是狗xx巴啊!就是狗xx巴也得硬起来,给我甩他一鞭子!”

李伯勇可怜巴巴地躲闪,还是不敢动手。

常相知火了,命令士兵们,“给我上,把他眼睛蒙住,每人踹他二十脚。”

士兵们这才你推我搡地收缩了圈子,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荒木冈原就呀呀呀一阵喊叫,拿出柔道功夫,左冲右突,转眼就踢翻了五六个。

常相知一看,这鬼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货色,不亲自下手看来还收不了场呢!常相知站在圈外,嘿嘿一笑,袖子一捋,喝了声,“鬼子看招!”纵身跃进圈子,先是照荒木冈原的腿上踹了一脚,然后扑哧倒地,翻身一滚,给他来了个扫堂腿。荒木冈原没防备常相知会亲自偷袭,一个趔趄倒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死死地摁住了。

常相知爬起来,先拍屁股,然后搓着手,阴阳怪气地笑着,“嘿嘿,小鬼子,你耍个鸟,你以为老子当了‘皇协军’就是孙子了,是不是?不是看在松冈大佐的面子上,我敢把你的二鬼子剁下来喂狗你信不信?妈的,不捋捋你的骨头,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

荒木冈原被十几个士兵死死摁住,动弹不得,嘴里却没闲着,唾沫和血沫一起飞溅。他哇啦什么,常相知听不懂,但不用听他也知道,这狗日的在骂他,恐怕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翻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面无人色,在一边跺着脚嘀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常相知说,“好办。把他押送给原信少佐,就说这狗日的妨碍我的军务,我按规矩揍了他一顿。”

翻译瞪着一双迷蒙的眼睛看着常相知说,“这样能交差吗?这可是日本兵啊,这是‘皇军’啊!”

常相知说,“岂有此理!日本兵也是兵!我一个堂堂的团长,还不能揍一个兵?走,我亲自找原信说理去!”

常相知想错了。他是团长不错,但是在松冈和原信的心里,他连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松冈和原信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这个支那猪,居然殴打“皇军”的干部候补生,简直死有余辜!倘若不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考虑宫临济队伍的稳定,毙他一百次也不算多。当然,这些想法松冈和原信不会说出来,能说出来的话就很好听。

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原信少佐向常相知道了歉,并把荒木冈原调出常相知二团的“亲善队”。但是过后不久,常相知就发现,二团的“亲善队”又增加了十五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是从“满洲国”日军学校毕业的士官。这些“亲善员”在各个层面活动,半明半暗地建立了“亲善学会”。常相知对此非常恼火,数次找到宫临济发牢骚,说鬼子不相信咱,咱还热脸贴冷屁股,早晚没个好下场。宫临济却自有主张。宫临济说,“虎落平川被犬欺,凤凰落毛不如鸡,你还能怎么着?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步路窄步步窄。现在再回去投奔李长官白长官?嘿嘿,别说白长官剥你的皮,以后要是老共得势了,还得再剥你一层皮。”

常相知说,“可是这鬼子就可靠吗?现在都是层层控制,要是他把江山站稳了,那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

宫临济说,“兄弟,看事不能光看眼前,也不能光看自己。鬼子要是站稳了,他才几个人?他还得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那时候还是你我说了算。只要你不老惹他生气,好枪好炮大洋都少不了你的。不管怎么说也比回到老李那里强!咱当‘皇协军’,除了在鬼子面前弯腰矮他一截,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上人,至少在中国人里咱是人上人。回头当七十七军也好,掉头当老四也好,就算他不杀你,可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

常相知左思右想,宫临济的话不一定全是理,也不一定全不是理。退一步说,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得忍气吞声了。

现在,在宫临济的“皇协军”里,看“亲善书”,吃“亲善糖”,花“亲善钱”已经蔚然成风。因为都是中国人,二鬼子说话要比真鬼子说话可信程度高。二鬼子说日本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说在日本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钱挣;日本的城市如何如何的阔气,日本的老百姓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皇协军”的士兵一个个听得迷迷糊糊,瞪着眼睛向往那樱花盛开肥得流油的东瀛岛国。二鬼子还向部队散发了铅印的宣传品,多数都是“满洲国”的照片,“满洲国”里的中国孩子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幸福地看着黑板;“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同穿着军装的日本人载歌载舞;日本军官给“满洲国”的孩子发课本,“满洲国”的孩子向日本军官行举手礼;“满洲国”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着穿着高跟鞋的中国摩登女郎;“满洲国”的商店里,堆积着琳琅满目的货物……

到了后来,不光士兵们迷迷瞪瞪,连常相知这样的军官也疑惑了,这“大东亚共荣圈”难道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些照片又明明白白。即便不是,日本人的日子比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这是确凿无疑的了。

不久常相知们又有新的发现,他们麾下的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初投降日军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留得青山在”,而现在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青山依旧是不错,可是不一定有柴烧了,部队的魂已经丢了,已经有些搞不清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

常相知们的苦恼还不仅于此。因为日军在“皇协军”里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常相知们现在连同营长、连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少了。即便抽空一聚,也不像过去那样拍着胸脯无话不说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接受了“亲善员”的“亲善费”,你更搞不清楚谁就是“亲善学会”的会员。自己的部队自己控制不了,能不窝心吗?

常相知一伙人坐在庐州城稻香村酒楼喝酒的时候,松冈联队的绝密命令已经送到“皇协军”江淮第一师师长宫临济的手上:日军进攻陆安州的计划提前了。

霍英山这天心情很好,因为上级通知,派到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上午就要到杜家老楼了。霍英山已经向参谋长许成哲交代清楚了,要部队这几天都把虱子捉一捉,把裤裆洗一洗,把刀枪擦一擦,锅里多搞点粮食,少搞点麸糠,让腰杆硬朗一点,让脸色光鲜一点。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不是乌合之众,他这个司令还当过红军的团长呢。

天亮了从铺上爬起来,霍英山还特意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件大衣是三年前从侯先觉的队伍里缴获来的,可以理解是霍英山的全部私人财产,因此金贵得要命,白天穿在身上八面威风,夜晚盖在身上踏踏实实,一年四季的礼服都是它。春天支队参谋长许成哲护送粮食到江淮军区,想给老首长高毓廷司令员带一件礼物,看中了霍英山的黄呢子大衣。跟霍英山一说,霍英山当时就把脸拉长了,阴阳怪气地把许成哲臭了一顿——“怎么啦?老高是司令,老霍就不是司令啦?你作人情我不反对,拿我的东西作人情那就不义气了。你是想拿本司令的大衣换个司令当是不是?”

许成哲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提大衣的事了。搜罗了十斤咸鱼干带上,算是多少给首长表示个意思。

早晨霍英山喝了两碗稀饭,就布置支队部的官兵练刺杀。支队部就一个特务队,四十多号人,武器却是全支队最好的,基本上人手一枝步枪。多数是汉阳造,没有汉阳造的也有火铳。每人还配一把大刀,大刀的柄上系着红缨子,舞起来十分壮观。官兵们一招一式地练,霍英山一遍一遍地看,一边看还一边骂骂咧咧,纠正动作,讲解要领。

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出现在操练场上,的确很有大将风度。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走快了蹦蹦跳跳;若是慢走,一步一耸,一步一顿,威风就出来了。大衣是从侯先觉的队伍上缴获的,但是他的腿也是跟侯先觉的队伍交手时被打断的。

那是更早一些时候了。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一次收尾战斗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那时候他是连长,他的连队只有四十来个人,十一条枪,而侯先觉部队的那个连一百多号人,全是汉阳造步枪。打到弹尽粮绝的时候,侯先觉的那个连队把他们兜屁股追了五六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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