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犬-（1998）-Craphound（1/2）

（加拿大）科利·多克托罗rydoctorow——著

吴可颖——译

科利·多克托罗（1971——）出生于多伦多，加拿大科幻作家、评论家、演说家，还是“波音波音”网站的合编人。他的作品不仅多次获奖，而且十分畅销。20世纪90年代，科利·多克托罗成立了一家免费软件公司——开放可乐，后移居伦敦，担任电子前哨基金会的欧洲事务协调人，协助建立起开放权利组织。从2006年起，他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科利·多克托罗曾被任命为2006——2007年度加拿大富布赖特公共外交事务主席，在担任该职位期间，他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当了一年的驻校作家。

作为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曾参加1992年的号角工作坊（crion）研讨会，并于2000年获得约翰·w坎贝尔最佳新作家奖。此后他又获得多个其他奖项，其中就包括2004年的轨迹奖。他的第一部小说《魔法王国的潦倒》（）于2003年出版，并先后获得2004年的旭日奖以及2009年和2014年的普罗米修斯奖。他还曾获雨果奖和星云奖提名。他与英国著名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曾有过合作，共同创作的小说。

作为一个作家和活动家，科利·多克托罗高度关注人类正在面临的变革。他发表了大量的非虚构类的辩论文，这些文章分别收在他的两个论文集里：《精选论文集：关于技术、创意、版权以及未来之未来》（，2008），以及《信息不想自由》（，2014）。对于当今信息密集的世界与信息在网络中的自由传播，他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看法。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是《小兄弟》（，2008），该作品曾获雨果奖、星云奖和轨迹奖提名。它最后获得了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和安大略省图书馆协会的白松奖。另外，该小说也是2008年北美dú • lì书店最畅销的青少年读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当年的印第耐特奖。在《小兄弟》里，他所关注的是不久的未来，在《小兄弟》之前的作品里，他所关注的都是相当遥远的未来。2013年，《小兄弟》的续集《故土》（）出版。

最先让科利·多克托罗在科幻小说界受到广泛关注的，是他的中篇《拾荒犬》，也就是本选集收入的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拾荒的故事。这个外星人来自一个在科技上遥遥领先于人类的外星文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和他的族类竟然把人类抛弃的废品旧物当成宝贝来收藏。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以令人着迷的笔力，对现代“物品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探讨，读来幽默风趣，处处启人深思。

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脏兮兮的外星杂种，卡拉普汉对家庭旧货甩卖有一种邪门的直觉和超好的运气，仿佛前世注定。他实在太擅长于此，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烂，对我如一条奔涌的漫漫长河，他这家伙——不管怎样，咱们还是尊重他吧——却能从中筛出一粒金子来。这会儿他却找了个装满牛仔杂物的箱子，对我来说倒值两个月的房租，而对卡拉普汉来说，那只箱子里的破牛仔玩意儿品位低俗，却是这个外星物种的迷恋物。

于是我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违反行规，跟同行兄弟打起了竞标争夺战。别人也许曾告诉过你女人会败坏友谊，但别信这个。以我的经验，因女人打架造成的伤口很快就会痊愈，但因为争夺废品而引起的战火却能毁灭一切，最后留下的只是一片烧焦的大地。

那天我们正在乡村农舍间的某条非主要交通干道的延伸段上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飙着车，卡拉普汉凭着他前世注定的直觉，凭着他那长在坚硬外骨骼里一双圆溜溜的眼珠，一眼瞧见了那个牌子。我开着车，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收音机被调到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夏季周六特别节目，这是个连播八个周末、一共八个小时的节目，都是些老掉牙的广播剧，如《阴影》《请安静》《汤姆·米克斯》《地牢看守人》之类的，由贝拉·路高西主持，那天已播到第三个小时，鲍嘉正在广播剧《非洲皇后》里表演打电话的情节。我把旧卡车的车窗摇下来，这样我抽烟就不会熏脏了卡拉普汉的呼吸器。我一只胳膊吊在窗口外，收音机里好一片热闹，突然卡拉普汉大声叫起来：“掉头！快掉头！杰里，就在这儿，转过来！”

卡拉普汉一旦激动成那样，就说明他发现了富矿。我迅速瞄了一眼侧镜，猛踩刹车，将车身转过头。动力传送系统吱吱作响，车轮一阵尖叫，这时我们已折回来时的路，慢慢滑行着。

“在那儿。”卡拉普汉一边说，一边用他那瘦瘦长长的胳膊指了一下。我看到了，路边有一个a字塔形木板支架，就是房地产中介常用的那种路边看板，上面有块纸板正好挡住经纪人的名字，纸板上是手写的字：

东慕斯科卡义务消防队

妇女会清仓大拍卖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呼——噫！”我大叫了一声，把卡车开到土路上，加大油门在树木成荫的路上搜寻着，相信卡拉普汉能及时发现出没的野鹿、特别标志，或者远足者，以免闯祸。天空蓝得完美无缺，夏天的气味包围着我们。我掐断收音机，听着疾风穿过卡车。夏天的安大略真美丽！

“那儿！”卡拉普汉大声喊道。我换了变速挡，退回到一条柏油路上，很快我们来到了一个乡村消防站前，这是个难看的砖砌谷仓，仓里排放着可折叠的长桌子，堆得高高的。富矿啊！

卡拉普汉照例把我打出车门。他那外骨骼是可编程的，可以事先编录一些指令小脚本，比如把左臂移到车门把手上，迅速地碰它一下，把两条腿甩出来放到踏板上，跳到地上、关上门、往前运动，等等。趁他运作这一系列动作，我查看着车头灯是不是灭了，钱包是不是已带在身上。

两个头发青灰的老太太在大厅的前端支了一张牌桌，往上面摆放一个带把手的大锡杯，里面盛满了柠檬水，桌上还摆着三盒口味不同的“蒂姆·霍顿”牌甜面包圈。我们停下了脚步，因为有个迷信，如果碰到老太太和小孩子在卖吃的东西，就一定得买一点，算是给“废品神”的祭品。一个老太太给我们倒柠檬水，另一个老太太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

“欢迎，欢迎！我的天啊，你们一定是从大老远赶到我们这儿来的吧！”

“还好，不算远，从多伦多过来的，夫人。”我回答。这是个古老的玩笑，但它属于仪式的一部分，必须完成。

“我是说你的朋友，这位先生。”

卡拉普汉不露齿地笑了下，抿了一小口柠檬水，说：“当然，我也来了，亲爱的夫人。我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他的口音纯正，但对说这样的套话就显得过于雕琢，你会觉得他在朗读新闻。

那个老太太跟个小姑娘似的红了脸咯咯地笑，我觉得有点倒胃口，就走开了。我向那些桌子走去，极力控制自己不要太着急。我选了第一个下手之处，大概就在大厅半道的地方，那里的东西应该还没有被挑拣过。我从桌子底下抓出个空箱子，开始往里面塞东西：四个配套的威士忌高脚酒杯，上面都有两只互相交叉的金色保龄球瓶，杯沿上还有一道黑线；一张1967年世博会的壁挂，丝毫没有褪色；满满一鞋盒子欧珮奇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印制的冰球明星卡；一把很旧的木柄钢砍刀，可以用来宰杀小公牛。

我把盒子端起来继续往前走，边走边往里面装东西：一副标着版权1957的扑克牌，背面印有“加拿大皇家ru制品公司安大略省巴拉市”的标志；一顶消防队员的帽子，上面有一个黄铜徽章，沾了许多的污垢，我无法辨认出上面的字迹；一个1974年的东部地区冰壶锦标赛的冠军杯，它的形状像个三层婚礼蛋糕。我脑子里的收银机在不停地发出“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的声音。上帝保佑东慕斯科卡志愿消防队妇女会吧。

我在那张桌子上开采够了，就移到大厅的另一头。一开始我还试图采取某种策略：把每样东西都翻一下，挑出一堆可能会买的、一堆肯定会买的。但慢慢地我便只依赖直觉和听从命运女神的安排了。对于命运女神，我向来毕恭毕敬。

听听命运女神给我的裁决吧：一顶名副其实的可折叠高顶帽；一根晚礼服手杖，杖尖有一圈白的颜色；一根手工雕刻的樱桃木拐杖；一把美丽的黑花边遮阳伞；一个顶部有只公鸡的熟铁避雷针。这一切都装在一个大象腿形状的伞架里。我把它们全部装进箱子里，盖起来，然后启用另一只箱子。

我跟卡拉普汉撞了个面。他自然地跟我笑了一笑，露出两排湿乎乎、滑溜溜的牙龈，牙龈上还翻滚着有毒的吸杯。“金子！金子！”他边说边往前走。我掉过头来跟在他的后面，这时他正弯腰贴近那个牛仔箱子。

我从齿缝里倒吸一口凉气。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一只小号扁牛皮箱，裹在箱外的牛皮通常用来做套索、斯泰森毡帽、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还有六响左轮shǒu • qiāng。我朝他走过去，他打开箱锁，我屏住了呼吸。

最上面一层是一套儿童牛仔行头：一条牛皮的微型护腿套裤，一顶小小的斯泰特森毡帽，一双有磨损疤痕的白色牛仔皮靴，鞋跟钉着长长的、磨损的马刺。卡拉普汉虔诚地把箱子移到桌子上，继续从箱子的深处像变魔术一样地拉出一些东西：一叠硬纸板包装的78转唱片，内容是霍帕隆·卡西迪的系列故事；一对锡做的六响左轮shǒu • qiāng，带背带和枪套；一个银制的星星徽章，上面写着“县警官”字样；一扎用绳索捆扎着的罗伊·罗杰斯漫画，崭新无损；一个皮书包，装满了塑料做的牛仔和印第安人造型，多得足以重构完整的阿拉莫之战争。

“噢，我的上帝。”我吐出一口气来，看着他把战利品铺放在桌面上。

“这是些什么，杰里？”卡拉普汉问道，手里捧着那叠78转唱片。

“旧的录音盘，就是慢转密纹塑胶唱片，你需要一种特殊的电唱机才能播放。”

我从盒子里抽出一张来，就着从头顶上方照耀下来的荧光灯的光线，我看到它闪闪发亮，一点划痕也没有。

“我这儿有一个78转电唱机。”东慕斯科卡志愿消防队妇女会的一个成员说道。她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二，矮得正好能跟卡拉普汉的眼睛对视，非常瘦，看上去皮包骨头。她说：“这是我儿子比利的东西，‘小子比利’，我们老这么叫他。他小时候非常迷恋牛仔的东西，整天穿着那套傻乎乎的牛仔衣装，都没法让他脱下来。他是那么迷恋那些东西，差点因这个被赶出了学校。他现在是个律师，在多伦多有个豪华的办公室，就在海湾大街。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介意我拍卖他的牛仔系列收藏品，你猜他说啥来着？他竟然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难道还有比这更叫人无奈的吗？想想看，他小时候那么迷恋牛仔啊。”

另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就是要对一堆你想买的废品的主人微笑、点头，并尽可能表现得礼貌得体，所以我一边微笑点头，一边仔细地检查她递过来的那台78转电唱机。电唱机的顶部，有一排用riat字体写着“鲍勃·威尔斯专用小电唱机”，还有一张粗糙的水彩画，上面画着鲍勃·威尔斯，前面是他那些嬉皮笑脸的得州花花公子。这种电唱机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像个手提箱似的。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它的正面有一只丝网印刷的瑜伽熊。

比利的妈妈把那根发黄的电源线插到墙上的一个插孔，把我手中的那张78转唱片拿走，放上电唱机，然后把唱针轻轻触在唱片上。尤克里里琴的声音微弱地响了起来，伴随着马跑的声音，一个叙述者用低沉的、嘶哑得像喝了威士忌酒一样的声音开始说话：“伙计们，你们好！我刚刚在露营的篝火旁坐下，棒极了。你干吗不坐下来，吃点豆子啥的？我要给你们说一说，公爵帮来圣达菲抢劫的时候，霍帕隆·卡西迪是怎样把他们打败的故事。”

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在给这个牛仔皮箱和里面的东西分类，想着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我将为每一件东西给出的底价。一件一件地卖，这些东西估计能卖出两千美元。我又想到可以在日本的一些收藏家杂志上做个广告，只是为了在把这些东西送到拍卖行之前开个玩笑而已。但谁知道呢，说不定还真有人愿意收藏。我认识的一个哥儿们有一整套电视连续剧《欢迎回来，科特》中的人物塑像，他就是用这个法子把那些东西卖出去的，赚了差不多八千。也许我可以买一部新的卡车……

“这实在太美妙了！”卡拉普汉说着，打断了我的想入非非，“这些收藏品你要多少钱？”

我感觉内脏被人捅了一刀。是卡拉普汉发现这个牛仔箱的，这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他的。

不过他通常都会以市面价格让我买走一些东西——他几乎对什么都感兴趣，所以如果我想挑几样东西去卖了糊口，对他也不大要紧。

比利的妈妈看了眼那些东西，说：“这堆东西，我本来是想要二十块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太多了，我可以少要一些。”

“我给你三十块。”这话竟从我口里冒出，没有过一下脑子。

他们两人同时转过来盯着我。卡拉普汉那对凸出的眼珠里透出一种难于捉摸的神情。

比利的妈妈打破了僵局，说：“噢，我的天！你出三十块买这堆乱七八糟的旧东西？”

“我出五十。”卡拉普汉说。

“七十五。”我说。

“噢，天啊！”比利的妈妈说。

“五百。”卡拉普汉说。

我张开嘴，但又闭上了。卡拉普汉取得居住在地球的权利，是靠销售一个复杂的非叶绿素光合作用生化工程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银行家。我是永远不可能在一场竞标中打败他的。可是我还是脱口而出：“一千块。”

“一万！”卡拉普汉说着就把一大卷100元面值的钞票从他的外骨骼的什么地方掏出来。

“我的主啊！”比利的妈妈叫道，“一万加币！”

所有的淘宝者、消防队员，还有那两个青灰色头发老太太，全都转过头来，盯着我们，嘴张得大大的。

“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卡拉普汉说。

“一万加币！”比利妈妈又说了一遍。

卡拉普汉的指头翻点着那卷钞票，速度快得像赌场管钱人的点钞机，很快一厚沓棕色的钞票被分了出来交到比利妈妈的手中。

其中一个消防队员从比利妈妈的肩后探出脑袋。那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脑袋两边的头发被梳到上面遮住了秃顶。

“怎么回事，伊娃？”他问。

“这位先生想付一万块钱买比利小时候的牛仔玩意儿，汤姆。”

消防员把钱从比利妈妈的手中拿过来，盯着看。他把最面上的一张拿起来，对着灯，翻过来翻过去，看着那个全息防伪印从绿色变成金色又从金色变成绿色。然后他开始看钞票上的序号，又看下一张的序号。他舔了舔指头，把钞票数成十堆，然后又一堆一堆地分别重数了一遍。“没错，是一万加元。实在感谢您，先生。我能帮您把这个箱子拿到您的车上吗？”

这时卡拉普汉已经把东西装回了那个箱子，并把那台78转电唱机放在箱子的顶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那个消防队员：“能不能麻烦你把我送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去？我想自己单独坐车回家。”

消防队员和比利妈妈都看着我。我的双颊一下子热起来。“哦，别这样，”我说，“我开车送你回家。”

“我还是更愿意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

“把你送回去一点也不麻烦，朋友。”那个消防队员说。

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了。我独自开车回去，车厢只有半满。我把车停在车房里，用一块柏油帆布把那堆淘来的东西盖住，走进屋子，打开一瓶啤酒，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里播放的一个自然节目来，亚利桑那州政府为治理沙漠将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和一片设计定制的生活区卖给了一个外星人，以获得一台局部气象控制机。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我到国王大街的一个很小的废品拍卖店把上周末淘来的东西卖掉了。这是个起价较低的拍卖店，他们收取的佣金也比苏富比少。清除一些小东西，这是个好地方。

卡拉普汉当然也在，我知道他会在这儿的。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当时他正跟人竞标一箱我在一次大甩卖中发现的林肯日志。

当他买下那些日志时，我了解到我们有某种相同的气质，后来我们就一起到他的住处聊了起来。他的住处是一个宽大的两层楼仓库，包围在一片废旧汽车的堆场之中，周围的野狗不停地叫着，叫着，叫着。

但房子里面却是个天堂。看来他品位不错——一系列20世纪50年代的酒吧用品，简直是一个酒的圣地；一张圆形水床，放置在一个领奖台上，处在一些20世纪70年代的单身房间家具杂物之中，几乎被它们淹没；一个几乎无法使用的厨房，拥挤不堪地堆着用旧谷仓板做的家具和乡村古董；一个全皮家具的图书馆，简直就是直接从维多利女王时代的一个绅士俱乐部里搬过来的；一个用柳条、竹子和提基神像装饰的日光浴室。这个地方真tā • mā • de棒极了！

卡拉普汉对皇后大街上所有的古德威尔和雪莉安的分店、拍卖行以及各种媚俗精品店，几乎无所不知，但他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旧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不太知道，也想象不出。

“庭院旧货甩卖啦，捐赠品义卖啦，清仓拍卖啦，车库旧货甩卖啦。”我一边说，一边背靠着一张不停地振动着的安乐椅，喝着价格昂贵的纯粹谷物酿造的威士忌酒。他说他买这酒只是为了那个漂亮的酒瓶。

“可是这些甩卖都在哪儿？谁可以做这些事？”卡拉普汉弓着背，坐在我的对面，他的外骨骼被锁定在一个盘绕的、半坐的位置。

“谁？哎呀，谁都可以。有一天你决定要清理一下你的地下室，就在《多伦多星报》上登个广告，然后用胶带贴上几个指示牌，喏，这就是庭院旧货甩卖了，就这么容易。有时候，某个学校或某个教堂获赠的旧东西也会集中在一起，搞个甩卖什么的，作为一种筹款活动。”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些甩卖活动的？”他问道，轻微地上下跳跃着，有点激动。

“这个嘛，业余的人就只是看看周末报纸上的广告，或者顺手捡起一份社区报，随便逛逛，不过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我嘛，只需坐进卡车中，闻一闻周围的空气，捕捉一下那废品的气味，然后就轰隆隆地开到那里去，像一只找到了线索的猎犬那样狂奔而去。你需要时间来学会一些事情，比如说离那些雅皮士的庭院甩卖远一点，他们从来都不会有任何值得你买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你可以在任何商场里都能买到的垃圾。”

“你觉得哪天我能跟着你跑一趟呢？”

“靠，行啊。下星期六？我们去卷心菜城，到那些老马车房去，你会看到人们都丢弃了哪些东西，你会为此感到诧异，实在是罪过啊。”

“我非常想下个星期六跟您一块儿到那里去杰里·阿宾顿先生。”他以前老这么说话，没有逗号问号之类的停顿语气。后来他好了一些，不过，我刚认识他那会儿，他一说话，就总是一个长长的句子。

“叫我杰里吧。那就这么定了。不过我说，有些行规你得先知道，然后才能到那里去。这就是卡拉普汉的准则。”

“什么是卡拉普汉？”

“就是淘宝猎狗，也叫拾荒犬。我就是一个！你也是！除非我看走眼了。你跟我混久了还会认识本地其他的卡拉普汉，他们是你的对手，但也是你的哥儿们。我们有些游戏规则需要遵守。”

接下来我跟他解释什么是卡拉普汉准则，这就是，你绝对要避免跟另一个卡拉普汉在同一个庭院甩卖中竞标；应该想办法了解别的卡拉普汉的品位，如果你看到一个他们有可能喜欢的东西，要把它拣出来交给他们，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还有，绝对不能买另一个卡拉普汉正在寻找的东西，除非你买是为了原价卖给他。这些只是一些对大家都有利的方式和一些基本常识而已，但你会很吃惊地发现，有很多业余的人就是没法上升到专业的水平，因为他们根本无法领会这些道理。

除了我那堆东西以外，拍卖店里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东西，都是拾荒犬们周末淘来的宝贝。眼下是淘旧货的旺季，因为正值夏天，总算能见到太阳了，人们便都开始清理房屋、地下室、车库等等。来人当中有一些是收藏家，还有一大群古玩商、旧货商和几个淘货人，我和卡拉普汉也在其中。我无精打采地看着人们竞标，等待着什么时候轮到拍卖我的东西，并趁拍卖停歇的时候溜出去抽烟。卡拉普汉一眼也没有看我或者表示知道我在场，我却违反常情地想要吸引他的眼光，我故意咳嗽，动来动去地从他身边经过，来回弄了几次，直到一个管理人员瞪着我，问我是否需要来颗润喉片缓解缓解之类的。

好容易轮到拍卖我的东西了。那套保龄球瓶五块钱卖给了皇后大街上的一个旧货商；经过一个古董商和一个收藏家之间的一场激烈的竞标后，那个大象腿伞架以三百五十块的价钱卖给了那个收藏家；那个古董商花了一百块钱买下了那顶大礼帽。其他那些东西也都拿出来拍卖，但有的卖出去了，有的没有。拍卖结束时，我总共得了八百多块，这个月的房租、周末的啤酒，还有那辆卡车的汽油，都有了。

卡拉普汉竞标和购买了更多的牛仔东西：一箱牛仔电影《超级八》，箱子已经发霉，胶片都粘在一起了；一条纳瓦霍印第安人的毯子；一个驴子形状的塑料储烟盒，揪一下驴子耳朵就会有一根香烟从驴屁股眼儿里拉出来；还有一个穿山甲形状的巨大霓虹招牌。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方面比苏富比好，这就是你用不着等上三十天才能拿到你的那张支票。拍卖结束后，我夹在其他淘货人中排队拿钱，一沓钞票到手后就向自己的卡车走去。

我看见卡拉普汉把他买到的宝贝装到一辆微型面包车里，那车上挂着一块残疾人停车许可牌。远远看上去，他的车好像有些真菌类的东西长在引擎盖和车身侧面板上。但我走近了仔细看，原来车身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用胶水粘住的乐高玩具拼块。

卡拉普汉弹开了车的后门，把东西扔进去，然后打开驾驶座的旁门。我看见这辆车是为一个没有腿的司机设计的，有着刹闸和加速控制杆。我认识的一个截瘫病人就开着一辆这样的车。卡拉普汉的外骨骼调节着，坐到了驾驶座上，他的外骨骼以一种怪诞精准的方式执行指令将车子启动，拉出安全带系上，打开立体声音响。只听见磁带发出咝咝的声音，然后听到音量猛然加大，震耳欲聋，像是杨格街男孩的霹雳舞音乐，这时，一个年代久远、老土鳖似的牛仔的声音传了出来：“伙计们，你们好！上马，咱们走！”然后车子往后退了一下，扬长而去。

我坐进卡车里往家开去。说实话，我还怪想那个外星狗杂种的。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把卡拉普汉这样的外星人驱逐出我们的星球，甚至太阳系。他们说外星人把我们蒙在鼓里不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技术，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说我们应该俘获外星人的一艘船，通过反向设计来拆解、重装，造出自己的船，那才算了不起。

都什么人啊！

首先，人类dna使得我们谁都不可能在搭乘那些飞船的航程之后存活下来。据我理解，那些船是卡拉普汉这类外星人身体结构的一部分，人类的身体就是没有那些必要的部件。其次，他们确实是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技术，只不过不是白给我们。每次交易都是公平的。

也不是说太空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当中任何一位都可以去访问他们居住的世界嘛，只要我们琢磨出了怎么去的法子，他们只不过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而已。

整个星期我都泡在那个所谓的秘密精品店，也就是古德威尔的“不反悔”销售中心，那是在逛家庭旧货甩卖的间隙唯一可做的事情，不过有时在这里也能发现些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淘货理论有一章就说，如果我哪一天没去某个二手货店，那一天他们就一定会放出些好货。所以我勤奋地扎进这些店里使劲翻找，结果只找到些意思不大的破玩意儿。我知道我已经得罪了命运之神，所以我一无所获，除非我去做点什么来安抚它们。这是一项孤独的工作，唉，我真怀念卡拉普汉的好眼力，还有他那种迷恋物品的喜悦。

我站在古德威尔店的收银机边上，手里拿着几样东西，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个身穿西服的人，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对不起，打搅你一下。”他说，他的西服看上去很昂贵，指甲、发型的修剪样式看上去也很昂贵，那副金边眼镜也是如此，“我想知道你在哪儿找到那个的。”他指了指那把尤克里里琴。琴上镶嵌着水钻，琴身上还刻有一顶牛仔帽子，是用火烙上去的。我是带着一种负疚的战栗感把它拣出来的，想着卡拉普汉会在下次的拍卖会上买去。

“二楼，玩具部。”

“跟它类似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对吗？”

“恐怕没了。”我说，收银员拿起那把琴来，用一张报纸包上。

“唉，”他说，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孩刚被大人告知不能给他买一只小狗，“我想你不会愿意把它卖掉吧，你愿意吗？”

我举起一只手等收银员将那把琴连同我的其他东西装进袋子里。那是几本精装旧小说——我觉得可以卖给一个旧书店，还有一个带有《油脂》标志的皮带扣，上面有奥莉薇娅·牛顿·约翰的照片。我抓着他那昂贵西装的肘部领他走出了门。

“出多少？”我是花一块钱买的。

“十块钱怎么样？”

我几乎快要说“行”，但我改口说：“二十块！”

“二十块？”

“这是他们在皇后大街那些精品店里要的价钱。”

他拿出一个超薄皮革钱包，取出一张20块钱的钞票。我把那把尤克里里琴交给他，他高兴得立刻脸上生辉，像个被点亮的灯泡。

我不能说我成人以后的日子特别不快乐，同样，我也不能说我童年的日子特别快乐。

不过对童年我还是有一些记忆的，那记忆就像一杯解渴的清凉之水一样。我外祖父的家在弥尔顿附近，他有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农舍，祖父家有只猫，它老从一个半透明的玻璃碗里喝水；我们一家人常常围坐在一张粗糙的松木桌子旁，那张桌子差不多跟我现在住的公寓房间一般大小；我的游戏室就是那个通风良好的装满了干草的谷仓，阁楼上塞满了一些在农舍里常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泰山绳索之类的东西。

外祖父有个朋友叫费奥多尔，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他那满是破烂的院子里消磨时光，他跟外祖父聊天、抽烟，我则在暮光中蹦蹦跳跳，在废旧汽车堆成的垃圾山上爬上爬下。仪表盘旁的储物箱里总是有很多宝贝：皱巴巴的照片，上面有在指示牌前面做鬼脸的男大学生；遥远地方的道路图之类的。有一次我在这些箱子里找到一本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指南手册、一支子弹形状的口红，还有一双白色的女式手套。

费奥多尔也捣鼓垃圾，有一次，他捡到半副旋转木马，只剩下几个木马了，顶冠也只剩下一部分，油漆剥落，断裂之处尖尖地突起。在这破损的旋转木马旁，是一辆朝鲜战争时期的坦克，转动炮塔和踏链已经没有了，坦克仓里有剥落的旧时性感女郎的招贴画、一个旋转时间表，还有一张粗糙的涂鸦画。位于旋转木马正中的控制室里有一堆平装版的科幻小说，是埃斯双订本——那种把两本书背对背地装订在一起的科幻小说，读完一本你把它翻转过来就可以读第二本。费奥多尔把这些书给了我，在一本来自佐治亚州梅肯市的书里有一张典当票，典当品是一个晶体管收音机。

我父母从我十四岁起就不管我了，我总是控制不住偷偷溜进父母的房间窥探里面有什么。妈妈的首饰盒里有一些盒装火柴，那是他们在阿卡普尔科度蜜月时带回来的，上面有印坏了的棕榈树。我爸爸把一张老照片藏在装袜子的抽屉里，那是他自己在健美沙滩上照的，没穿上衣，收缩着他的肱二头肌。

外婆在她的地下室里保留着妈妈小时候用过的所有东西，它们放在几个布满灰尘的军用大衣箱里。我常常玩弄箱子里的那些东西，把它们掏出来又放进去。里面有妈妈戴过的米老鼠耳朵帽，那是1957年全家人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时买的；她的学校成绩单；她十六岁时的照片，镶在闪光纸板上；还有被嚼得烂烂的毛绒动物玩具；学校练习册，上面有她的签名练习，一页一页的，各种风格都有。

每样东西都在讲述一个故事。坦克上的那个铅笔画的涂鸦让我想到朝鲜战争时期的一个加拿大士兵，胡子拉碴，剪着平头，就像《陆军野战医院》中的一个多余的角色，一小时一小时无聊地待着，只好一边盯着招贴画上的性感女郎，一边摆弄填字游戏，最后他终于把填字游戏放下，胡乱迅速地在坦克上乱写乱画，赶在别人看见之前把它画完。

爸爸那张照片让我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回到位于多伦多最东边的健美沙滩，听着小小的调幅收音机播放着奇怪的电子迷幻摇滚乐，少男们骑着野马在闲逛，少女们穿着比基尼在晒日光浴，她们的ru房被比基尼弄得像鱼雷那样鼓鼓囊囊的。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作一首诗。那些印在旧纸浆纸上的小说，那张典当票，我在电视机前把它们铺开，做些排列，仅此而已，它们就组成了一首诗，我的呼吸为之停止。

牛仔箱事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卡拉普汉，直到“上加拿大酿酒公司”举行一年一度的扶轮社慈善义卖时才又见到他。他戴着牛仔帽，挎着六响左轮shǒu • qiāng，别着银色的星星，这些东西都来自那个牛仔箱子。按理说，穿戴这些东西应该给人一种荒谬可笑的感觉，可是他却让人觉得很天真，甚至还有点迷人，好像他是一个小男孩，你特想把他的头发弄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