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是如何变成一台机器的-（1996）-How Alex Became a Machine（1/2）

（美国）斯泰潘·查普曼steanchaan——著

赵晖——译

斯泰潘·查普曼（1951——2014）是一位美国作家，1997年，凭借他首部同时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三套车》（，1996）获得菲利普·k迪克奖。他在伊利诺伊州的格伦科长大，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查普曼一生中要么全职写作，要么做零工。他曾经和妻子琪亚一起，为亚利桑那州的小学生表演公益木偶剧，表演最终因木偶起火而告终。查普曼写过一本古怪的儿童版数学书，还为各种艺术节创作演出剧本。2014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他正伏案工作，创作新小说。

作为一个小说作家，查普曼把神话、科幻、幻想和超现实主义融为一体，写出了众多不同寻常、讽刺和黑色幽默的小说，这些小说往往是反体制的。他与马克·吐温、拉弗蒂（rafferty）、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等杰出的美国自由思想家有着相似之处。查普曼的第一个故事卖给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约翰·坎贝尔，于1969年12月刊登在杂志《模拟：科幻小说和事实》（）上，此后又四次被达蒙·奈特的著名选集《轨道》（）收录。他的作品后来还被获得世界奇幻奖的“利维坦”（leviathan）系列（1994——2002）收录。然而，查普曼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品常出现在《芝加哥评论》《夏威夷评论》《威斯康星评论》《象鼻虫》（）等著名刊物上的科幻小说作家。他一生共发表30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只有少数作品收录在《危险音乐》（，1996）和《档案》（，2001）中。《完整的故事》并未完成。

查普曼最著名的作品是《三套车》，1997年，本选集编者通过汉姆西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它广受赞誉，大概是当年阅读量最高的科幻小说。然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一度被120多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它被杰夫·范德米尔的“利维坦”（leviathan）系列收录，才终于出版。拒绝这部小说的编辑众多，事实上，在菲利普·k迪克奖颁奖典礼上，查普曼恰巧就坐在其中两位拒绝过这部小说的编辑中间。《三套车》的遭遇也说明，当时在美国市场上出版自成一格的长篇作品是多么困难。

《三套车》是一部经久不衰的超现实主义科幻杰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漫画的影响。书中的一些段落极富想象力，其大胆程度，堪称科幻小说之最。虽然小说中的辛辣、幽默的风格让人想到约瑟夫·海勒和特里·萨瑟恩，但是查普曼独具一格的是，在作品中融合了神话、心理学和来世的元素。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吉普车机器人（亚力克斯）、一只雷龙（娜奥米）和一个老妇人（伊娃）的故事：三个紫色太阳炙烤着一望无际的沙漠，三位主人公在沙漠中艰难跋涉，他们失忆了，只有在晚上、在梦中，才能记起自己的部分身世，更加糟糕的是，沙尘暴把他们从自己的身体里拖出来，然后放入另一个身体。

这部小说在三人前世的梦境故事和现世对身处何处及怎么脱身的探索之间转换。在这种探索形式下，查普曼创作了一个鲜活有力的救赎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悲情被幽默所激发，痛苦被安慰所化解。

本书所摘录的《亚历克斯是如何变成一台机器的》就选自《三套车》的第7章和第10章，完整地讲述了亚历克斯被贪婪的工业资本主义逼得失去人性的故事。

装配

1995年，当我还住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闷的小傻瓜。那个时候我有腿，还有大部分手臂——那是我一生下来就有的。在第一次跃进后，我自我毁灭的速度放慢下来。当我在工厂砸断自己的一只手，回家去喝啤酒，然后什么也不想之后，快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一定十分眷恋自己。

我说我过去是个傻瓜，但我可不相信他。把这个小傻瓜想象成一个纸人会好一点。给他穿上一件浅蓝色的纸衣、一条灰色的粗纸裤、一双黑色的小鞋子。把他塞进一个可以滑动的纸板公寓，在一个玩具剧院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叫作工厂。纸板墙、纸板人、纸板机器。很好。现在，给他断掉的右臂安上一个强力螺丝刀，给他断掉的左臂安上一个假肢。

那就是他的样子。

然后让他站在传送带旁边。传送带上的一个个电视显像管陆续从他身旁经过，它们被安装在带电路板和彩色编码电线的钢架上。

他的新工作，就是当电视显像管经过的时候，把梅森奈特纤维板安装到钢架上。他的左手放置螺丝钉，强有力的假肢把螺丝钉拧紧。他的手会按预先设定的回路操作，不需要他动脑子。

所以他的注意力四处游荡。他研究水泥地板上的灰尘，或者看其他的装配工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思考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再不然，他就闭上眼睛，倾听工厂的声音——弹簧扳手的嗒嗒声、传送带马达的嗡嗡声、空调发出的白噪声。

他编造关于他过去的谎言。他假装自己在一场战争中失去了双手。是的，他正悄悄地与工厂开战。显然，工厂赢了。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而他不需要钱。钱能做什么？他从未离开过工厂。他不见天日，从不睡觉。

他听起来就像个谜。没有手，从不睡觉，跟工厂开什么战？我不知道，但是挺毛骨悚然的，哈哈哈。

我没有拒绝领工资。事实上，我领三份工资，因为别人三班倒，而我每天用不同的名字不间断地上班。下午四点，我会用亚历克斯一号的名字打卡下班，用亚历克斯二号的名字打卡上班。

但是人必须睡觉。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我真的是个自欺欺人的机器。自欺欺人很简单。你只要随便找个地方，一直工作，永不睡觉。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而这是你能做多少事情的关键。

你可以想想你的人生目标。你可以算算距离下一次茶歇还有多久。等茶歇时间到了，你可以去所谓的自助餐厅——一排靠着石膏板墙的自动售货机——然后坐在聚氨酯座椅上，再想想别的。你可以喝着热巧克力和鸡汤思考。你可以吃个热狗和冰激凌三明治思考。你可以想想今天拧紧了几颗螺丝钉。如果你是我，你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停止思考。这是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如果我停止片刻，我就会死机。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正站在装配站上，安装梅森奈特纤维板。这个时候，领班博世先生和看门人西弗先生沿着过道走来，停在了我的身后。博世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弯弯手指，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西弗接替了我的位置。

博世先生的办公室位于我们工作的地下室一角，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隔间。那里有一张金属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衣帽架。鹅颈灯在一张沾了油渍的纸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光圈。博世先生是一个戴眼镜的秃头，他的镜片很厚。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然后他沿着桌面，把一张备忘录推给了我。

“公司想给你换岗。这是管理层想出来的一些新的狗屁激励法。你看看。”

我拿起备忘录，放在自己面前。我不想看，但是我被严格要求不能抗拒。痛苦的经历告诉我，当你违抗别人的指令时，你会立刻陷入他们愚蠢的自我世界里。为了避免争吵，我不再和任何人说话。我活在自己愚蠢的世界里。可怕的孤独，而且总是被白痴环绕——这就是我的生活。老鼠减少挑衅，把自己的脚咬掉了。博世先生耐心地看着我。我尝试去看备忘录，但是不管我怎么拿它，都感觉是上下颠倒的。

博世先生解释说，我的新工作是去做其他人的工作。不是同时做，而是一次做一样。我将解放其他岗位的工人，让他们每人休息10分钟。

“给你加12的薪，”博世说，“这是一次提拔。你知道为什么选择你吗？因为你的考勤记录是最优秀的。你从不生病吗，亚历克斯？”

“我正在训练成为一台机器。我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开始。恭喜你，这个新工作对你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亚历克斯？”

“我不知道。”

“因为你的心理问题，亚历克斯。你有个非常大的心理问题。这我以前说过吗？”

“可能说过。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你对自己以及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威胁，亚历克斯。你需要治疗，亚历克斯。很多治疗。”

“谢谢你的关心，博世先生。”

我离开了办公室，开始往装配线走。我的螺丝刀手还拿着备忘录，所以我又看了一遍。比之前更糟的是，我不但不能看，现在连它讲了什么都记不得了。这些天我究竟是怎么了？日常用品会让我感到困惑。纸杯、闹钟、备忘录……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有用的，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它们叫什么。

喇叭声在我的耳边响起。我站在两辆叉车之间，两个司机正在争通行权。我避开了他们。

我去了更衣室，打开我的柜子，准备把我的螺丝刀换成一种用途更广的假肢。我选择了原来戴在左臂上的假手。

西弗还在我的工位上，满腔热情地做着我的工作。显然我们都被提拔了。我沿着装配线走，一路走到运送录像机成品的货梯前。我注视着人们，记住他们的装配动作。我心想，如果有足够多的我，整个工厂哪还需要他们？

我走到伊万杰琳后面，她是一个老年黑人妇女，腿上还有静脉曲张。我喜欢伊万杰琳，因为她欣赏我假肢的巧妙之处，有一次她还给了我一张圣诞卡。今天她穿着一件艳丽的粉红色裙子，头上有卷发器。电路板在移动，伊万杰琳把二极管托盘上的二极管拍到每一块电路板上，一手拿着镊子，一手拿着焊锡枪。她看见我，就拔掉了耳塞。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问我。

“他们安排我做新的工作。”

“太好了，亲爱的。你太聪明了，不应该在这里干活。”

“把焊锡枪给我，我来替你工作。”

“哦，太好了。”

伊万杰琳从凳子上下来，僵硬地走开了。

但是她说的话已经慢慢地潜入我大脑里的一个黑暗角落。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危险的问题。

那个夏天，我花了好几个礼拜，学会了在地下室我们那层完成装配的每一项操作。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希望我能很快成为一台机器。除了失眠和想得太多，我很满意。直到我做了那个噩梦。那是一天夜班第一次茶歇的时候。我在自助餐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见我像往常一样在装配线上工作，只是我们不在制造电视机，而是用砂轮机制造飞机零件。塑料芯片从我的护目镜上弹了出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巨大的机身部件的原料是苯乙烯。苯乙烯非常易燃。于是我走下工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组装这些部件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机库，里面全是实物大小的轰炸机，轰炸机里面空空如也。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不会飞。

在机库的一端，一组人正把轰炸机推到阳光下。我跟着一架轰炸机出来了。轰炸机沿着倾斜的跑道滑到一台巨型磨床的漏斗里，然后被切成碎片——我想，这样一来，碎片就可以熔化，模压成更多的飞机部件。

我走回工厂，想跟别人分享我的发现。博世先生在那里，但是当我想和他说话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去了更衣室照镜子，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嘴张不开：我的头是白色塑料做的，光滑且中空。

我在椅子上醒来，试着回忆那个梦，但是我只能记起：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为教育系统有限公司工作。组装什么？产品是什么？我四处打听，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大家只是说：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就此打住。但我不是精神正常的人。我是一个缺失梦想、正在训练的机器，我在做调查。

我进入货梯，跟着一批组装好的录像机到了楼下。一个叫乔的亚洲人告诉了我组装顺序。乔留着杂乱的山羊胡，有一双灵活的手。他整天都在装配厕所冲水槽。他在拧漂浮的铜球。

“也许这层楼和我那一层生产不同的东西。”我猜测道。

“不，”乔说，“都一样。”

“也许这是一个收费厕所，里面有付费电视。”

“我们的猜想一样赞。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纯属好奇。”

乔挠挠下巴。“好奇害死猫。”他对我说。

我跟着冲水槽往下游走，寻找组件会合的地方。

“打扰一下，我做一个调查，你认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不再替其他人工作，我更改了自己的工作内容。我要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观察人们在那里做什么，以及做出来的东西去了哪里。一个叫里维斯的嬉皮士有一个有趣的理论。当他把三个不同颜色的彩色灯泡——一个绿色、一个红色、一个蓝色——拧进显示屏时，我问他：

“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用的？”

“管它呢！我忙得很。”

“但如果你大胆猜测……”

“也许这啥也不是，伙计。我有个朋友从这里下到二楼工作，他负责安装坐垫。所以你想啊，坐垫、录像机、马桶、彩灯……这到底是啥？你知道吗？我都不敢想！有一百万种可能，但是我根本不愿去想。”

里维斯就到此为止。轮班还没有结束，我就打卡回家了。我从普拉斯基走到洪堡，然后乘公交车向东到了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我住在三楼，在沃尔格林楼上。我吃了些爆米花，就犯困了。我睡在地板上，因为我还没来得及买床垫。屋里有很多的蟑螂和老鼠，但是它们从不挡道。我想可能是我把它们吓着了。

入睡后，我做了另一个梦。我梦到看一部无声电影，讲的是一个过于严肃的年轻人，名叫菲利克斯。他的胡须剃得很干净，长相有日耳曼人的帅气，黑色头发从宽而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就像科林·克莱夫。

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他的工作是巡视机器，用秒表计算压缩循环，并在一个本子上做记录。还有的时候，他坐在一面倾斜砖墙的壁龛里，在桌边拉动一台加法机的杠杆。

这部无声电影中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棱角分明的、倾斜的。活塞下落棒极了。蒸汽从地板炉排里喷出。穿着囚衣的无脸寄生虫艰难地前行。肥胖的监工从钢结构阳台上甩出牛鞭。

菲利克斯被叫到他上司伊万的面前。伊万是一桶长着海象胡子的猪油。伊万命令菲利克斯清理一间发霉的储藏室，腾出空间好摆放新的机器。于是，菲利克斯卷起袖子，开始干活。

在搬车床的时候，菲利克斯发现有个东西夹在车床和墙壁之间。（令人伤感的背光亮起，不祥的风琴声传来。）菲利克斯掸去上面的灰尘，发现那是一个并不特别的黑盒子，大小和大词典差不多。他露出一种奇怪的、反常的表情。这个盒子里有一些东西。那天晚上，他偷偷地把盒子放在外套下面，带回了家。字幕：过了些天。

菲利克斯变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工作，但是他忘了刮胡子。他瘦了。他的眼睛像被俘士兵的眼睛。字幕：一天早上。

菲利克斯来上班时，比以前更加憔悴。他的大衣奇怪地缠在身上。他把大衣脱下来，挂在一根钉子上。他的右手被一只粗糙的爪子所取代。没有病假，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缺了一只手，断手上还装着这只肮脏的自制爪子。

其他工人被他吓得不敢发问。谁都不和他说话了。但是人们私下的议论非常多。于是，菲利克斯被叫进了伊万的办公室。伊万坐在桌子对面，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字幕：发生了什么事？

菲利克斯坐在那里，一半身子在阴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伊凡。他仍然高傲得不想撒谎，但是他怎么能告诉他的上司，他把手伸进了一个黑盒子里呢？伊万低头看着那只爪子，一只很容易挠破人喉咙的爪子。

这个时候，电影中断了，银幕变白，梦也醒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上班的路上，到沃尔格林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秒表。如果我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的话，人们应该会和我说话。这个记的动作给人一种正式感。

我做调查的地方在铁轨对面的楼里，于是我用秒表测了一下从打卡机走过去要多久。20分钟，太浪费时间了。从此我不打卡了，我自由了。

我正在追踪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部件——电脑键盘。一个传送带把键盘运进一个有拱形顶棚的狭窄砖穴里。我挤在传送带旁边，侧身深入砖穴，想知道它通往哪里。砖穴很长，迂回曲折。光线是充足的，但是我的膝盖受不了了，弯腰爬了那么久，我的背也很疼，而且还因自言自语而口干舌燥。于是我爬到传送带的支架下面，小睡了一会儿。

待在那里很舒服。橡胶翼片悬挂在两侧，用来保护作业不受灰尘的影响。我侧身躺着，因为背上起了疹子。有时候一个调查者必须忍受疹子。

糟糕的是：当我闭上眼睛，我又做梦了。在梦里，我平躺在传送带上，望着天花板，传送带载着我前行。突然，传送带停了，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卸下我的右臂，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传送带又开始滚动，每当它停下来，就会有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卸下我身体的某一部分。梦做得越久，我剩下的就越少。

我迷惘地醒来，把头探出橡胶片。我以为我是从一口井往下看。井的底部有一个明亮的房间，里面有穿着白色工作服和白色拖鞋的男人女人，在墙上走来走去。

我站起来，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在电脑区。米黄色隔板从天花板上的卡槽垂下，每个人都戴着空气过滤器，目的是保护印刷电路。

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很好，告诉我在哪里擦洗，给我找了一件干净的工作服和一个空气过滤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装有假体。假眼睛特别流行，大多数人偏爱的风格是大黑眼珠、白色小孔。面对一个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严肃小伙，所有的年轻女士都很乐于介绍自己在做什么。但她们总是指一些小到我看不见的东西。我遇到一个名叫乔安妮的女孩，她是从南方来的，信浸会教。她的手腕上——而不是手上——装有插头。插头刚好能插到显微操作盒里。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没空泡妞。我背负着调查的任务，而且我马上就要看到成品了。我都能闻到它的气味。零部件就在我的眼前组装。我看到一个钢架，六十一厘米宽、九十一厘米长。我的老朋友显像管出现了，三个一组，被螺丝钉固定在架子里面。而彩灯被安装在显像管旁边。我的流程图上众多的盘根错节就要汇聚成主干。

然后我看到了面板。当时我正在储藏室里游荡，堆满铝质面板的货梯停在了我那层楼上。面板是“12x24”平方米的，是目前为止最大的部件。我决心跟着它们，它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坐在面板上，货梯开始上行。

货梯把我带到一楼一间三层楼高的房间。坐在面板上的我，看到一排排的铝质小房间，就像那种室外厕所。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些技术员正从诊断车上拉电线到一个小房间的服务端口。他们是检验团队。

我走下来，绕着离我最近的小房间走了一圈。这里有空调通风口和一些从底部伸出的未连接的管道，但是没有门。四面都用螺丝钉固定着。一旦你进入这个厕所，你就真的在里面了。

在厕所一侧的角落，有一张紫色的椭圆形贴纸，上面写着：自闭舱。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在建造自闭舱。这个小房间就是成品之一。但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走过一组自闭舱，走到一个拆掉一侧面板的地方，想看看里面的样子。小房间铺着黑色塑料，上面还有一层泡沫。马桶则嵌套在一个带扶手的黑色塑料椅里。坐垫上有一个洞，对着马桶。没有马桶盖，但是有安全带。

在我的印象中，扶手椅一般没那么小。适用人群是五岁儿童。安全带的锁扣有锁孔，是锁上的。一切都很合理，形式遵循功能。

继续，我对自己说，把你的头探进去。没人会用剑扎你的鼻子。继续，亚历克斯。又不会辣眼睛，仔细看看。

一个扶手上有一个支架，支撑着一张塑料桌。桌子里嵌了一个电脑键盘。对面的扶手连接的是一个自清洗的碗，就像你在牙医的椅子上看到的痰盂。小房间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红色橡胶管。我推测那是一个冷粥的导管。冷粥搭配镇静药，说得通。孩子得吃东西。把孩子关在一个没有食物的小房间里是不人道的。

前面板的顶部安装着有彩灯的屏幕，面朝椅子，向下倾斜。红、绿、蓝。在屏幕下面，一台摄像机对着我的脑袋。

我朝诊断小组走去。那里有一个矮小、秃顶的男人，戴着厚厚的龟甲眼镜。他拿着一个笔记本，嘴里叼着一个烟斗，监督着另一个技工——他是我以前部门的博世先生。他肯定像我一样被提拔了。他转身面向我。

“亚历克斯，你可算来了。有啥事吗？”

“这些是什么，博世先生？”

他抽了一口烟，皱起眉头：“这些是教学点。电子化的教学点，学校用的，小学用的。”

“教什么？”

“教孩子们东西。”

“里面为什么会有厕所？”

“孩子们会拉屎，亚历克斯。”

“孩子们为什么不能穿过大厅，走进厕所呢？”

“因为孩子们被捆住了，因为没有门。”

这就说得通了。“那摄像头呢？”

“用来看孩子。”

“你是说老师在监视屏上看孩子吗？”

“我没有说老师。”

我的心不知为何怦怦直跳，我的拳头握紧了。我一定很难过。博世先生在他的本子上做了一个标记。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对我说，“你应该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小学，他们大部分都只用自闭舱。”

也许他是对的。也许我应该去参观这样一所学校。也许这样一次参观正是调查要求的下一步。

另一位检查员拍了拍我的肩膀，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路。于是我走到一边，好让他把软管拧到马桶的水管上。他在测试冲水系统。我觉得呼吸很困难。我的骨头感觉就像泡过水的纸板，随时可能在十个地方折断。

我突然想杀了博世先生。杀了他，或者我自杀。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如果我用炸药炸了工厂，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用炸药不管用。如果你想做点儿什么的话，你得悄无声息的。你必须比人类更不留痕迹。你必须是一台机器，并且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

“博世先生！”

“嗯？”

“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我？我随机挑选部件，然后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值偏离了某些参数，我会在表格上记录。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双手捧着脸。它看起来像一个古老易碎的橡胶球，布满裂缝，而且还往下掉粉末。

“好了，”我说，“行了。快叫醒我。”

“什么？”博世先生说。

“叫醒我！我看够了。我不想到处看这些血淋淋的东西。”

“你在说什么？”博世先生说。

那不再是博世先生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我摇晃他的肩膀，对着他的脸大叫：“梦！梦！给我换一个梦！或者你叫醒我！”

“走开！”陌生人对我大吼，“我压根儿不认识你！”

我用自己的钢和塑料的拳头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把他架在自闭舱上。

“别废话，浑蛋。叫醒我。”

几个检查员强行将我拽走。他们刚一放开我，我就跪下呕吐，全吐在小开间的马桶里。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件东西，而它就在你的手边。

我站起来，擦了擦嘴，然后走开了。我在装卸区找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哭了起来。我在自欺欺人。我没有什么调查任务。我只是个愚蠢的波兰人，幻想着自己是圣徒。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一批自闭舱准备发运。每个盒子都用一层泡沫包裹，并用铜带固定。他们将紧贴自闭舱的纤维板条箱钉在一起，然后把板条箱推过金属坡道，推进运货的卡车。

我走到卡车边上。透过两辆卡车之间的窄道，我看到赖特伍德大道被烈日炙烤着。人行道和路沿之间生长着一排杂草。一只黄色的蝴蝶飞过。我一直等到周围没有人了，才通过其中一个坡道，上了一辆卡车。我打算去参观一所小学，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板条箱太高了，几乎碰到卡车的银色车顶。但我还是爬了上去，空间恰好够。我趴在两个板条箱上，手臂撑着下巴，等待着。

我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有人移动了装货坡道。是铰链发出的声音。黑漆漆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发动机开始振动。

卡车颠簸着行进，突然停了一下，左转，换挡。在普拉斯基街的红绿灯前，司机踩了刹车，向北转弯，卡车进入坑洼的道路，隆隆地行驶。我身下的板条箱一跳一跳的。

驶上高速公路。风低声哀号。我在路上。穿过玉米地和养牛地，穿越黄昏和黑夜，一路向西。每当我在黑暗中看到东西，我都会拿出打火机，点着火。在那稳定的蓝光里，有我的手，有板条箱。是的，我在板条箱上。

我侧过身来，睡着了。感觉很像在下落，像掉进一口又深又黑的井里。

我梦见自己是一个受训士兵，正在上障碍跑的课。在阴暗的天空下，有光秃秃的树。结霜的棕色土壤在我的靴子下面裂开。我慢跑着，呼出白气。只有我自己，也许我受到了惩罚。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失去了知觉。我在带刺的铁丝网下不停地爬。

我来到一个铁路枕木搭建的障碍物前。我顺着一根绳子爬到顶上，两条腿越过去。然后我吃惊地发现，障碍物的另一边是光滑的铝。我抓不住，沿着陡峭的滑道滑了下来，两只脚在前面，就像坐游乐场的滑梯一样。

滑道渐渐平缓，我被甩到一个结冰的池塘上，肚子着地，停了下来。冰层摸起来很薄。一只黑鸟从我头顶飞过，咒骂着我。我试图向池塘边爬去。冰面裂开了，我掉入池塘，只有头露在上面。我的手在冰面上乱抓，但是根本没用。

夜幕降临，我胸部周围又结了一层冰。我被冻在池塘里，不再有溺水的危险。星星出来了。

一辆军用吉普车朝池塘开了过来，车灯很刺眼。它径直驶过冰面，停在了我的面前。我的眼睛被车灯刺疼了。我等着他们来救我。但是吉普车只是停在那儿，空转着马达。最后喇叭响了，它让我别挡路。

“绕着走！”我大声喊道，“绕着走！这么大一片池塘，你绕开我！”

我祈求得到释放。我醒了过来，摸索着打火机，点上一支烟，又睡着了。刹车的声音传来。我们来到密苏里边境的一个称重站。

在这里，梦就像放老电影一样。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原声在播放。

我咳醒了。浓烟很呛人，有一股烧焦的猪排味。显然，纤维板箱是易燃的，我着火了。幸运的是，这发生在一个称重站。他们一发现我，就马上叫了救护车。周围是愤怒和厌恶的大吵声。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猜想自己变成了什么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救护车不会让我照镜子，而且我的眼睛也没了，烧得像两个小绿洋葱。救护车真是蠢，响个不停。它给我讲了一个冗长晦涩的笑话，说一只宠物狗被放入微波炉中。真蠢！

如果我能停止思考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敏感了。就连我不想思考的时候——我燃烧着的时候，或者基因突变的蝉咀嚼我神经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就好像今天就是世界末日。

到了医院，他们把我推到一张吱吱作响的轮床上，穿过一条散发着薄荷味的走廊，进到一个房间。一个鼻塞的放射科医生从纸杯里给我倒了些变味的水。一面荧光镜嗡嗡作响。放射科医生把我翻过来，又照she一次。

护士们把我的双手取下，还把我从头到脚缠上绷带。几天来，我除了躺在床上，通过一根导管往小塑料袋里排尿，什么也做不了。后来我的肾衰竭了，他们便把我的肾动脉绕到一个嘈杂的透析机里。

失明之后，我不太适应。头几天，我拼命回忆各种东西的模样，想在它们永远消失之前把它们牢牢地记在脑海里。但是我越想记住，就越记不住。最后我放弃了。

当他们取下我的绷带时，我的皮肤也跟着脱落了。这是皮肤科医生计划好的。他专门从波士顿一家制药公司订购了新皮肤，然后给我换上。刚开始我觉得很痒，但是我很高兴有了它。

当我的心脏衰竭时，心脏病专家为我准备了一颗新的心脏。当他们打开我的胸腔时，肝脏医生给我换了肝脏。他们还在向阿马里洛的一家肾脏商店买新的肾脏。这里的食物很好吃，所有的花销都由我的工作保险支付。

我的内脏器官状况稳定下来之后，眼科医生给我换了一双新的眼睛。一切看起来都很柔和——淡淡的珍珠灰色和漂白的水，面包模子的颜色。我靠，这可是眼睛。我得去习惯它们。

然后他们给我做了咨询。我需要很多治疗，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安的人。如何用社会接受的方法排解自我仇恨，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的心理医生对我很有信心。如果我努力工作，如果我不断改善，那么未来我可能大有作为。我甚至可能成为送货车或翻斗车。对他人有用，对康复是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