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瓦西半径-（1987）-Schwarzschild Radius（1/3）

（美国）康妮·威利斯iewillis——著

杨文捷——译

康妮·威利斯（1945——）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科幻作家。她获得雨果奖与星云奖的次数加起来迄今无人能及（18次）。威利斯本科就读于北科罗拉州大学，专业是英语与高等教育。尽管从1970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但是直到198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之后，她才辞去教师的工作，开始全职写作。威利斯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科幻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常常用所谓的“软科幻”来探讨人类的处境。她文笔诙谐幽默，类似世态喜剧或讽刺剧的行文风格颇负盛名。2009年，她入驻科幻奇幻名人堂。2011年，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封她为特级大师。

她的三部雨果奖作品都包含了时间旅行的元素，其中有dú • lì的两个长篇《末日之书》（，1992）和《别谈论那条狗》（，1998）及分为两部分发表的长篇小说《灯火管制警报解除》（，2010）。后者的背景是1940年的伦敦大爆炸，详尽讲述了三名从2060年穿越而来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他们担心自己暂时无法回到现实生活的原因跟他们当时对于脆弱不堪的世界做出的不自觉的反抗有关。与《末日之书》一样，威利斯笔下饱含对这个世界的敬意。在这部作品中，她毫不遮掩自己对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热爱和关怀，以全新的方式讲述了里面许多广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这两部小说都显示了威利斯要通过叙事表达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决心。

《史瓦西半径》是一部典型的威利斯作品。按照威利斯的标准而言，这一篇里面的科学元素较为明显，但与她那些讲述时间旅行的故事一样，本篇的重点依然是科学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这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行文精准流畅，充分展现了作者在巅峰时期的写作技巧。

“一颗恒星坍缩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往自己的内部塌陷。”特拉弗斯把手掌弯成一个半圆，再把手指一合，“塌陷到一定的地步就会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朝内的引力会超过所有的核力和电力。没有了净反向的力之后，它就会进一步坍缩，变成黑洞。”他的手握成拳，“而这个临界点的直径就是史瓦西半径。”特拉弗斯停了下来，等着我开口。

一周了，他每天都会来见我，僵硬地坐在我的一把椅子上，穿着不自在的衬衣，系着领带。他滔滔不绝地跟我大聊黑洞和相对论，而我在退休之前在大学里教的明明是生物而不是物理。当然了，一定是有人告诉了他我认识史瓦西。

“史瓦西半径？”我用我那苍老颤抖的声音说，仿佛从没听说过这个说法一样。特拉弗斯露出反感的表情。他想要我说的是“史瓦西半径！是啊！‘一战’的时候我曾跟卡尔·史瓦西一起在俄罗斯前线服役！”，然后把史瓦西在炮兵队里想出这个黑洞理论的过程娓娓道来。可我现在还没想好该告诉他些什么。“事件视界啊。”我说。

“对啊，它是用史瓦西的名字命名的，因为这是他构想出来的理论。”特拉弗斯说。他让我想到了穆勒谈及理论时候的样子。他跟穆勒年纪相仿，有一样不羁耀眼的黄头发和一样不可满足的好奇心。也许这就是我会允许他每天过来跟我谈话的原因，尽管让他如此接近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构建了一个关于恒星的理论。”穆勒说，我们正在一起用普里默斯燃气炉烤火，让双手恢复知觉，不然一会儿会拿不稳液体镇流电阻，“恒星并不是科学家所说的一团火球。它们是被冻住的。”

“如果是被冻住的，那我们怎么能看见它们呢？”我问。如果不提出异议，穆勒会觉得我在羞辱他。争论是理论的一部分。

“你盯着点收音机！”他指着桌上四分五裂的收音机。我们得再把它往后挪一挪。放着镇流电阻的试管倒映着炉子的火焰。“恒星发出的光是冰上的倒影。”

“倒映着什么？”

“当然是炮弹啊。”

我没有告诉他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有恒星了，因为那样，穆勒一定会无言以对，而我也不想毁掉他的理论。再说，我也不相信有过什么和平时代。无人区地上覆盖着白雪的弹坑常年经受着恒星的炮弹轰炸，喷溅出大片的红和白。或许穆勒的理论是对的。

“而就在这个点，”特拉弗斯说，“就在事件视界——又称事件地平线的那个点，引力会强到连信息都无法从黑洞里传出去。因此，在史瓦西半径上，恒星的坍缩看上去是冻结的。”

“冻结的。”我说。我想到了穆勒。

“是啊。事实上，在俄语里，黑洞就叫作‘冻恒星’。你以前在俄国前线服过役，不是吗？”

“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可是恒星不是真的被冻住了呀。”我说，“它会继续坍缩。”

“是的，没错。”特拉弗斯说，“直到所有的原子都被剥去了电子，除了一个叫作‘露奇点’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剩。可是我们看不见史瓦西半径内到底会发生什么，而在黑洞里的人也没法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传不出信息来。所以，没人会知道黑洞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我说。但他压根儿没听。

他身子前倾，问：“那前线是什么样子的？”

天气太冷了，我们的手每隔几分钟就会被冻得僵硬，况且我们还很担心把液体镇流电阻给摔了。穆勒戴上刚刚放在燃气炉上烤了一会儿的手套，而我把双手伸进已经冻硬了的口袋。

我们在修收音机。负责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消息的艾斯纳上次没能修好他的摩托车，就被送上了前线。要是我们不修好收音机，我们也没法再继续当报务员了，而是要被送上前线去当兵。

我们也差不多就要到前线了。如果不是在下雪，我们已经能看见前方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区的雪包。巨大的俄国煤弹有时候会落进通信营的战壕。一颗炮弹两周前就炸了我们的通信棚。我们走在炮兵的前面，有时候友军的炮弹也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炮口太破旧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儿还是比前线强。我们拼死也要保护好液体镇流电阻。

“艾斯纳的那个分队昨晚被派去布铁丝网了。”穆勒说，“而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对此构想出了一个理论。”

“有信来吗？”我揉了揉酸痛的眼睛，再迅速把冰冷的手放回口袋里。我迫切地需要一双新手套，可是军需处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三次给母亲写信让她给我织一双，但她到现在还没有寄来。

“我知道艾斯纳他们队发生了什么。”他不屈不挠地说，“俄国人有一块大磁铁，把他们都吸到前线去了。”

“磁铁吸的是铁，不是人。”我说。

我对于穆勒的理论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通信战壕里到处散落着要上前线的士兵的东西，从水壶到背包到刺刀应有尽有。汉斯和我有时候很疑惑他们怎么会落下这么重要的东西。

“可能因为太重了吧。”我说。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把刺刀和靴子留下。

“可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汉斯捡起地上的一个头盔。

为了让气氛欢快一些，我转移话题道：“昨天我去军需官那儿的时候，手套从口袋里掉出来了，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呢，肯定也在这儿的某个角落里。”

“是啊。”他说，翻转着手上的头盔，“可能当他们冲往前线的时候，这些东西自己就掉下来了。”

我的理论就是，那些自己会掉出来的水壶头盔还有刺刀就像是穆勒的智慧一样。战前他曾是大学里的一个学生，但随后，他脑子里的科学知识和智慧就这么莫名地弃他而去了。尤其当现在我们离前线只有一线之隔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那一套套的理论和好奇心了。把好奇心留下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没错。磁铁会吸铁，而他们扛的带刺铁丝正是铁做的呀！”他露出胜利的神情，“所以他们就这么被吸走了。”

我几乎把双手伸进了燃气炉里面，来回地搓着，想要恢复手的知觉：“我们得赶紧把镇流电阻放进收音机里去，不然你说的这块磁铁也要把它吸到前线上去了。”

我接着修收音机。穆勒站在炉子边上，思考着磁铁的事儿。门砰地被打开。这门也不是真的门，而是一块绑在柱子上的铁棚，是用来加固战壕用的。它被门缝里的一块楔子固定着，只要有人一推，它就会打开，风雪就会涌入。

雪花和光扑了进来，还有前线传来的狗吠一般低沉的轰隆声。我把镇流电阻抓在胸前，而穆勒跑到了收音机前面，像是护住一个受了伤的战友一样护着它。来者裹着羊毛大衣和手套，羊毛帽子遮住了耳朵。他逆着光站在门口泛红的灯光里，盯着我们。

“列兵洛特谢本在吗？我是来看他的眼睛的。”他说。我终于看清了，他是方肯何德医生。

“进来吧，把门关上。”我依然小心翼翼地拿着手里的液体镇流电阻。可穆勒已经提前一步把铁棚合上了。

“你听说了什么消息吗？”穆勒问医生，急切地想要得到一些可以让他有所发挥的消息，“布线的人回来了吗？今晚是不是又有一场轰炸？”

方肯何德医生取下手套。“我是来看你的眼睛的。”他对我说。他的声音让我觉得害怕。从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保持着自己镇静温柔的声音，对救护站和担架里的伤员说话的语气跟对自己在斯图加特的诊所里的病人毫无二致。可他现在听上去有些焦躁，这恐怕意味着今晚真的有轰炸，而且他想让我上前线。

我之前去救护站给我的眼睛取药的时候，曾傻傻地告诉了他我曾在耶拿的苏谢尔医生那里学医。现在我很担心他会让我去当他的助手，而那将意味着我要上前线。“你眼睛还疼吗？”他问。

我把镇流电阻递给穆勒，站到一盏挂在门框上铁钉的灯下。

“我觉得他应该作为病弱者给送回家，医生先生。”穆勒说。他知道这不可能。前段时间我们收到消息，说被冻伤或得了非传染性疾病的人都不得作为病弱者遣送回去。这条消息当时还是他收到的。

“这里有更亮的灯吗？”医生问他。

穆勒的好奇心太过旺盛，路过什么有趣的地方他都挪不开步子。如果他上了前线，我觉得他是没法让自己离开的。我还以为他会找出什么留在这里的理由，可我忘了他对布线分队的下落更有兴致。“我去看看艾斯纳他们到底怎么了。”他边说边打开门。大雪喷涌而入，似乎已经在门口不耐烦地敲打了半天。我跟医生两人一起使力才将门再次合上。

“我眼睛还在疼。”推铁棚的时候，我对医生说，生怕他要来让我去前线帮他，“好像进了沙子一样。”

“我有一个病人，得了我不认识的病。”他说。我松了一口气，尽管疾病跟迫击炮一样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救护站里每天都有士兵因肺炎、痢疾和白血病死去，但这些疾病不像前线一样让我们恐惧。

“他高烧不退，身上有糜烂的伤口和脓疮。”方肯何德医生说。

“会不会是疖子？”我问，尽管我知道他不可能辨认不出疖子这么常见的疾病。但他没有听我说话的意思。我意识到，他要找帮他做出诊断的人并不是我。

“病人是个科学家，是个叫史瓦西的犹太人，炮兵队的。”他说。炮兵队离前线比较远，我自告奋勇地要去看看，但他并不想我去。

“我要找比亚韦斯托克医疗总部的人。”他说。

“收音机坏了。”我敷衍道，不想告诉他我不能帮他发电报的真正原因。我们只能发军事相关的信息，而且必须用摩斯码加密。就算他的消息能发出去，也得敲打好几个小时。我把收音机裸露的电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你得先跟指挥官请示。”但他已经找到了一张纸，写下了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好像这里是电报站一样。

“那就等你修好了再发。我把症状都写下来了。”

我把收音机放回原处。穆勒回来了，他一脚把门踢开，搞得到处都是雪。方肯何德医生的电报被风吹得在战壕里飘来荡去，我在那张纸飞进炉子里前一把抓住了它。

“去布线的人都被抓了。”穆勒说着，放下手提灯，他肯定是去救护站问到的消息，“有五个人冻死了，还有八个冻伤了。指挥官觉得今晚会有轰炸。”他没有提到艾斯纳和艾斯纳队里其余三十个人的下路，但我已经猜到了。是前线。我静候在原地，僵硬的手指抓着那封电报，期待着方肯何德医生说：“我得去看看那些被冻伤的人。”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吧。”医生边说边教穆勒拿好手提灯。他俩一起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个药膏你每天涂两次，”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扁扁的盒子，“会有点灼热感。”

“那我就拿来涂手吧，也让我的手灼热一下。”我说，脑子里是艾斯纳在前线被冻僵的样子。或许他的手里还抱着一卷带刺的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