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节（3/3）

“既然要纳粮，那就全部的田地，都要纳粮！”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张准斩钉截铁地说道。

《均田令》和《军田令》最大的改变，就是无论是民田还是军田，都一律按照这个税率征收。不允许存在不纳粮的田地。否则，数十年以后，免税的漏洞会被无限的扩大化，最终导致纳粮政策变形，重演明末的悲剧。要么全部都不收！要么全部都要收！

其实，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800万公顷）左右，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我国2010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约376斤）的税率，每年可以收取300亿斤（约16亿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国家的田赋收入，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

然而，实际上，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即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很简单，因为90以上的田地，都掌握在士绅官僚群体的手上。而士绅官僚，是不用纳粮的。

九成以上的人群，只拥有不到一成的土地，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不到一成的士绅官僚群体，掌握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却不需要缴税。崇祯不断的摊派粮饷，最终只能摊派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身上。本来那不足一成的土地，负担就已经非常的沉重，哪里还经得起屡屡加饷？农民们不堪重负，自然要起来反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南。明朝在河南有好多位王爷，每个王爷都拥有大量的田地。最出名的福王，一次就被赐予二十万顷的田地（约二千万亩）。由于河南本地的田地不够，还得从邻省调配。后来，福王的田地，又屡屡增加，最终超过了三十万顷，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皇室、官僚、士绅将全部的田地都霸占光了，农民只能流离失所，到处流浪。

当陕西起义军来到河南的时候，就好像是火星落在了火药桶里面，自然是轰的一声，就冒起了冲天大火。河南是天下正中，中原心腹所在，对维系天下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一乱，必然天下大乱。如果陕西起义军被限制在陕西境内，无论如何，都不会对大明朝造成致命的影响。就好像建虏再彪悍，也无法灭掉大明朝一样。明朝的灭亡，内因才是关键。

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不用缴税，穷得屁股漏风的农民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这就是明末的真实写照。这，才是民乱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明末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国家不可能安定。出现这样的问题，哪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转世，都是难以解决的。推行士绅一体纳粮，依靠统治者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是推倒重来。

当然，免税的情形也不是完全没有。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的开垦荒地，张准等人研究后决定：新开垦的土地，第一年免税，第二年按照每亩二十斤稻谷缴税，从第三年开始足额缴税。

根据统计报表的显示，眼下的浮山所，总共拥有八万亩的田地，剔除新开垦的田地不纳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