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1/1）

戒。他说：“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先三日食鱼为斋，至礼拜日，鸡豕牛羊不忌。”（4）卷5，佛郎机所谓“每六日一拜佛”，即言其每隔六日一礼拜；所谓“先三日食鱼为斋”，是说天主教小斋。待至耶稣会士特别是葡籍会士来华传教，佛郎机宗教信仰遂更多展现于中国人面前。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婚俗主要包括：婚姻以家世财产论、不用媒妁通聘问、教堂成婚教士主婚、女方妆奁之费数多蔡汝贤说，（其）“婚娶论财，无媒妁，家世相敌，即诣佛前相配，以一僧为证，谓之交印，遂携妇归。男聘以十四，责女之奁资常数倍，奴囝有五六房者，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13《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婚娶论财，责女奁资数倍，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关于社交礼节，明人称其贵贱相见。贱者以脱帽示敬，一般人相见则以扪心为敬；误扪其首则勃然忿争。（3）佛朗机在外交场合也没有东方的跪拜礼节[10）卷；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服饰是“贵者戴冠，贱者项笠……上着衫，腰穿长樗，下垂至胫，足有皮屦。衣服极沽。用琐袱、西洋布、琐哈喇，或中国丝绵铀段为之，颜色惟意”（3）所了解的佛郎机饮食是“饮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面。贫与奴仆食米。”[4）卷5？佛郎机明人所记佛郎机物产极为丰富。蔡汝贤《东夷图说·佛朗机》云：“其产有犀、象、珊瑚、眼镜、琐袱、天鹅绒、琐哈喇、苏合、番段之属。”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所进方物有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绒褐，名撒哈刺，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相传其国颇富饶，多畜犀角、象牙、珠贝、胡椒。”《东西洋考》卷4《西洋列国考·麻六甲》记佛郎机“瑷建”，日：“俗称眼镜。《华夷考》日：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物产远非葡国重要物产之全部，而且并非全为葡国所产，如犀角、象牙、珠贝、胡椒、珊瑚、片脑之属皆为葡国热带殖民地物产，明人不知。误为葡萄牙物产，反映了对葡认识的片面性。明人对佛郎机语言文字亦有一定认识。熊明遇称“佛郎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与中国书写方式大不相同（9）。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满刺加》云：“佛郎机有使者日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如是，则明武宗亦曾学习葡语延至明末，天主教士将拉丁文字带入中国，明人对此佛郎机文字遂有更多认识。明人佛郎机观是继大秦（拂蒜）观之后古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国家的又一具体认识，与此前之大秦（拂秫）观相比。明人佛郎机观表现出了新的特点。（i）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新航路已经开辟、全球化进程正在起步这一崭新国际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新航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彻底打破了旧文明时代不同文明区域条块分隔、平行发展的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由可能变成必然，由偶发变成常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亦由此开始。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葡萄牙正是在此背景下走到一起，实现交流，相互认知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明人之认识佛郎机乃是全球化起步阶段不同文明区域之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是明代中国人对早期全球化的自然反应，体现了他们对这一世界历史大势的不自觉顺应。（2）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明代中国人未得亲履其地情况下，以东来欧洲人特别是东来葡萄牙人为认识媒介，以并非完全主动接受的佛郎机相关信息为依据而形成的。认识来源于认识主体的目见耳闻。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进行加工后所获得的关于认识对象的基本印象。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人没能涉足葡萄牙，缺乏对葡萄牙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查研究。没有获得关于葡萄牙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认识佛郎机的基本素材皆来自于东来欧洲人，尤其是东来葡萄牙人。葡萄牙殖民者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从佛郎机占领满刺加，到佛郎机骚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再到佛郎机以非法手段窃居澳门，并以澳门为基地发展对华关系，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以认识对象反作用于认识主体的特殊方式向明代中国人传递佛郎机信息。正是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不断灌输、刺激，才最终促成明人关于佛郎机的一般认识。（3）作为对于欧洲具体国家之又一个案认识，明人佛郎机观在认识深度与认识广度较此前之个案认识大有进步。在地理方位上，此前之大秦（拂棘）观虽云大秦近于日没处，但并不知道大秦属于欧逻巴，对其国家所在之描述相当粗略；在人种归属上，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不知道大秦人种属于白色人种，而认为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与中国人种大体一样；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也是传闻多于事实，认识偏差较大。与此相比，明人佛郎机观则有了重大发展，如明人认识了佛郎机之真实名称，认识到了佛郎机属于白色人种，认识到了佛郎机之火炮战船，认识到了佛郎机之殖民扩张，认识到了佛郎机之宗教信仰，这些认识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相对准确。体现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的较高水平。第四，明人佛郎机观适时作用于明朝之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了认识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以下两点足以说明这一影响的巨大而深远。其一，基于对佛郎机火器之既有认识，明人掀起了仿制佛郎机铳之热潮，并将其装备到沿边军队中，实现了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何儒、汪钱是明人早期学习葡萄牙军事技术的代表人物。

《殊域周咨录》载：“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汪）弦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10）卷9？

何儒通过内线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珐正是利用杨三、戴明等人研制的佛郎机铳打败了葡萄牙人，达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东南沿海地区仿制装备佛郎机外，北部沿边地区也大量仿制装备佛郎机汪珐是最早呼吁以佛郎机为沿边守备主兵器的明代军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国家于沿边地区各设重镇，驻扎重兵，又设墩台城堡，为了望之所，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蒙古内犯，镇兵终难抵御，此何故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令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助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钪，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16]~7，嘉靖几年九月辛卯兵部尚书李承勋积极支持汪铉提议。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动下，佛郎机很快成为九边御敌之第一号兵器，促成了沿边主装兵器的实质性变化。其二，基于对葡萄牙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又必须发展中葡贸易关系之既有认识，明人在处理中葡关系时，开始有意绕开朝贡体制，寻求一种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务实为虽终目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