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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中印公路，沿公路向缅北推进，经十个月的苦战，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944年5月，滇西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沿滇缅路向缅北实施反攻。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于缅甸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至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此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向缅甸境内的日军腾越守备队发起冲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为盟军在缅甸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齐福霖）

《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撰写，以蒋介石的名义于1943年3月出版的论著。该书分八章：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②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③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④由北伐到抗战；⑤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的重心；⑥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⑦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⑧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最后是“结论”。共十万余字。该书在回顾中国历史之后，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在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

《中国之命运》封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着力地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之思想”，“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根据这一说法，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义。蒋介石还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是“为整个民族的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要“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他要求“成年的国民务必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筹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

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共产主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蒋介石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fǎn • gòng摩擦的舆论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各级政府机关、党部、社会团体、大中学校及军队全体官兵都要阅读，以加强其思想统治。中国共产党对其从政治上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与批判。

（严如平左步青）

中国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党员参加抗日，并通过致公堂等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发表宣言和告海外侨胞书，宣言提出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发表宣言，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致公党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该党的组织和活动，从海外转移到国内，在国内的归侨、侨眷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中发展党员。1950年4月，致公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确认以《共同纲领》作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后，致公党成为以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52年起，致公党的历届主席为陈其尤、黄鼎臣。1988年12月，致公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董寅初为主席，推举黄鼎臣为名誉主席。

（左步青）

中国自办银行

中国自办银行

继外国在华银行创立半个世纪后，自19世纪末起由中国自办的经营货币资本，从事存款、放款、汇款、兑换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由于外国在华银行所获优厚利润的刺激、清政府财政上的需要、帝国主义在华贸易的扩大以及中国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和社会货币资本的一定积累等因素，中国新式银行遂得以兴起。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太常寺少卿、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奉特旨开设”，总行在上海。在该行二百五十万两实收资本中，由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八十万两和二十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官僚出面投资的达七十三万两。另有户部拨存、分五年还清的生息存款一百万两。中国通商银行是在清统治集团倾轧争吵、各帝国主义觊觎之下，几经波折才得以建立的资本主义银行，它虽受到封建势力的一定支配，但毕竟是中国近代信贷事业的肇始。继中国通商银行后，在20世纪初，清政府又在法律上承认民营银行的开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家银行，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金融业有所发展。这些银行是：户部银行（1905，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北京）、浚川源银行（1905，成都）、信成银行（1906，北京）、信义银行（1906，镇江）、浙江兴业银行（1907，总行原在杭州，旋移上海）、交通银行（1908，北京）、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上海）、浙江银行（1909，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