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1/1）

“好的。”我站起来，“呃，诺里斯教授，我在想，假如我偶尔需要来问您一些问题——”

“我在星期一上午十点前，星期三十点半到十二点半，以及星期五下午都会在这里，如果你花上两秒钟看看我贴在门外的时间表的话，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只要他愿意，诺里斯教授总是能变得异常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曾经对这扇普通的棕色办公室门产生了心理障碍，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从此像只吓坏了的兔子那样趴下来，折起耳朵，完成这门课的所有要求，骗一个B+，然后永远不再选戴恩·诺里斯教授的任何课程。但那个相架和紫心勋章拽住了我的好奇心，强迫我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在那个摆着铁线蕨的办公室里，刚开始我还会带着书和笔记本，期中考试之后就干脆丢掉了这些伪装，大方地以一种享受闲聊的姿态和我的政治学教授分享一包曲奇饼。

“想从我这里刺探出什么，帕特?”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诺里斯教授忽然抛出这个问题，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敢打赌你已经为此费劲地铺垫了很久了，现在问吧。”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紫心勋章，教授。”

“我就知道。”他微笑着，好像一个得意的预言家，“他们在传播学课上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又摸摸鼻子：“我只是想知道……战争期间是怎么样的，呃，您知道，我学会读报纸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教授。”

他沉默了一会，棕色眼睛里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只得逃避似地移开目光，看着窗外。这是个温暖的下午，甚至——对芝加哥来说——有点太热了。百叶窗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草坪，一棵茂盛的榉树被阳光染得熠熠生辉。

然后他慢慢伸出手臂——好像在黑暗里摸索什么带刺的东西——拿起桌上的相架，把它转了过来。里面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许多碎片的集合，每张都被细心地裁剪成规整的方形，从黑白到彩色，戴着棒球帽的少年，懒散地倚在门廊上的青年，穿着陆军军服的青年，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暗金色头发和蓝眼睛——仿佛把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仓促地塞进了这个狭窄的相架里。

“他叫弗兰克。”诺里斯教授说，摘下眼镜擦了擦，把它摆在桌子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在……”他又拿起眼镜，细致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镜片，含糊地补完了这个句子，“在英国去世的。”

我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我果然问了一个极不合适的问题，“我很遗憾。”

“嗯。”他轻轻地发出一个单音节，“我回来之后——我是在1946年春天退役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去拜访他的母亲。康奈尔太太给了我这些照片。她似乎很高兴有人来陪她说说话，不停地对我讲她的儿子小时候是怎样一个‘惹人喜欢的小混蛋’，我总算知道弗兰克的语言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了。”

“你同意吗?”

“同意什么?”

“‘惹人喜欢的小混蛋’这一部分。”

“是的，完全同意。”他又微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短暂地瞥见了二十年前的戴恩·诺里斯，“弗兰克是个迷人的混蛋——让你恨不得把他推进海里淹死但又不舍得这么做的那种。”他叹了口气，收敛了笑容，“我花了许多年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地谈起他，我想念他，上帝，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他。”最后几句话几乎变成难以辨认的自言自语，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匆忙补了一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我说，虽然我不是很确定。诺里斯教授更像在谈论一个情人，而不是朋友。我移开视线，看着相架里的“弗兰克”。他的蓝眼睛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促狭，还有流氓似的满不在乎的神态。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人该怎么和诺里斯教授和平相处。“最好的朋友”?

“您说您是个工程兵。”我冒冒失失地问，“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刺探，但退伍军人和政治学教授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