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1/2)
韩王村是华北平原这一地区不大不小的一个村。从前有二百几十户人家,由于多年战乱,到1944年只剩一百几十户了。直奉两系军阀大动干戈时,村里的宅屋被炮火摧毁了一些。日军侵占华北过程中,又被摧毁了一些。韩王村离一座小县城很近,才七八里路。那县城也只不过万余人口,但一有战事发生,却是兵家必夺之地。离那县城很近的韩王村,太平年月是沾了近的光的,而到了天下大不太平的年月,竟由近而经常遭殃了。县城被直系军阀的部队占领过,也被奉系军阀的部队占领过;某一时期曾由“国军”驻守,而现在有日军的一个团安营扎寨。部队是少不了给养的,给养一旦不足,便只得到附近的村去搜寻。每到那时,韩王村就成了重灾村。军阀的部队也罢,“国军”的部队也罢,终究都是中国人,一般情况之下是要东西。没得给,自然也恼火,也怀疑明明有而偏不给,于是挨家挨户翻个乱七八糟。被翻到了点儿东西的人家如果还扯着拽着硬不让带出门去,难免也骂也打,却并不烧房子,也不shā • rén。除那虽穿军装骨子里仍匪气成性的,大抵不至于qiáng • jiān妇女。他们的行动,一般是冲着东西。但日本兵可不是那样,他们一旦恼火了,既放火烧房子,还shā • rén泄气。而他们看着中国人,往往是会恼火起来的。所以韩王村一半左右的人家,都先后逃往离县城远的地方去了。有亲的投亲,无亲的靠友。那年月中国人虽苦难深重,在民间重情义的传统观念却仍根深蒂固,只要算得上是友,靠一靠大抵是不会被拒绝的。
韩王村像华北平原上千千万万个村子一样,年轻人的身影已少见了。大抵都参军去了。有的参加了“国军”,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或敌后武工队。那些年轻人较一致的思想,也大抵是为了抗日救国。尤其那些亲人被日本兵杀害了的青年,参军参得义无反顾。找到了八路军或敌后武工队的,便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找不到而报仇雪恨之心又特急迫的,恰逢“国军”在招兵的话,便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穿上军装扛上枪再说。也有被迫穿上军装扛上枪的,被“国军”抓走的青年们就是那样。故他们虽成了“国军”的一名,内心里对“国军”是积下了怨恨的。
青年的身影既少,华北平原千千万万个农村里,能看到的差不多就尽是中老年男人、妇女和孩子了。从前的中国人尤其农村人太容易老,即使年纪未老看去也显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样子往往和老汉似的了。十几年不曾间断的战乱年代,越来越穷困悲苦、日夜不安的生活,使那一代中国农民老得更快了。
然而韩王村在华北平原的那一地区又是一个可敬的村子。一个村子可敬,当然也就意味着一个村子里的人可敬。是的,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十来个农村的农民们心目中,韩王村是榜样。
韩王村是首先不种麦子改种高粱的村子。
其他村明白了韩王村为什么那样,便也都种高粱了。
韩王村也是第一个灭狗的村子。
狗与中国农民们的关系比与城里人的关系亲密多了,历史也古远多了。在华北平原的农村里,狗往往被许多人家视为不会说话的一口“人”。狗虽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劳作用,但却是家家户户孩子们忠心的朋友。这一点其他三牲六畜起不到的作用,使华北平原的农民们对狗相当有感情。通常,人有一顿吃的,狗便也有一份。杀狗烹肉之事,肯定是罪过的。
但从某一天起,韩王村里一条狗也没有了,皆被爱它们的主人一咬牙一狠心结果了性命。
其他村明白了韩王村为什么那样,也都先后将狗消灭了。
于是一年四季,每至天黑,华北平原的那一地区静得出奇。
敌后武工队的队员们趁夜出没于各个村进行抗日活动,也就绝不会因为狗吠而引起炮楼里的日伪军们注意了。这对农民们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武工队往往在夜间活动,以前摸进哪一个村,那村里必会有狗叫起来。一条叫,全都叫,结果叫成一片。这个村里的狗叫声一片,周边村里的狗听到,也会紧接着叫成一片。那么,第二天上午,日军肯定纠合了伪军,离开炮楼,去到传出第一阵狗叫声的村里,将村人们集中起来,严加逼问甚至拷问,问昨晚是不是有武工队进村了。即使真有武工队进村了,那乡亲们也不能说啊。说了还算是个有点儿起码的中国人味儿的中国人吗?可即使明明没有武工队进村,日伪军们也是绝不会信的。他们不信到了夜晚,狗有时候也会一惊一乍地叫成一片的。要说服他们信,太费口舌了。如果被纠合的伪军们非是死心塌地的伪军,局面还好收场点儿。非是死心塌地的伪军,会夹言溜缝地相帮着劝,比如会说中国农村的柴狗和大日本皇军从日本带到中国来的纯种高贵的狼狗是多么多么不同,中国农村的柴狗们闷得慌了,喜欢瞎咋呼,凑热闹地乱叫一阵之类的话。而倘若被纠合的是死心塌地的伪军,那么情况就反过来了,对乡亲们极为不利了。伪军们首先就不信狗们会无缘无故地叫成一片,他们会影响日本官兵,使他们更加不信。死心塌地的伪军们虽也是中国人,却极怕中国的武装抵抗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最终胜利。他们深知那么一天如果到来,他们是绝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们的立场完全地站在日本人一边。正如民间话所说的——他们和日军,是一条绳上拴的两只蚂蚱,生死与共了。炮楼里的伪军,有不那么死心塌地的,也有死心塌地的。那些炮楼的布局基本是——一个中心炮楼里驻守着一小队日军,周边几个炮楼由伪军驻守。在他们一年到头对农村的不断骚扰中,纠合的是死心塌地的伪军的时候并不在少数。像今天这样日军单独行动的情况倒是不怎么经常。不论哪一种情况,逼问拷问之后,进行全村大搜查是必定的。倘没搜查出日伪军们认为武工队必定趁夜来过的证物,那乡亲们还算能避过一劫去。但如果武工队真的来过,并且很不幸真的被搜查出了什么证据,那么不得了,必将有乡亲付出性命……
自然,将狗们都自行地消灭了,对狗们是太可悲了。
但乡亲们又不得不那么做,权当中国的狗是为中国人的抗日捐躯了。
在华北平原的这一个地区,每至天黑,那一种寂静无声令炮楼里的日伪军惊恐不安,虽然再也听不到狗叫声了,听不到却比能听到还令他们悚然。一点点儿野外的响动,都会使他们的神经极度紧张,不是虚张声势地发出吼喝,便是乱放一阵枪,以壮其胆。
而事实上,在整个华北平原上,抗日活动,也几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敌后武工队在坚持着了……
日兵们从晒场上撤离之后,韩王村的乡亲们从大树上解救下韩柱儿,有的背着那昏迷不醒的小伙子,有的搀扶着韩大娘,先将他们祖孙二人送回了家。人们也没转身而去,有那懂些土法子的,负责将韩柱儿弄醒了——无非就是喷凉水、捏耳垂儿、掐人中、揉太阳穴之类的做法。等韩柱儿终于睁开了双眼,看着奶奶流下泪来叫了一声“奶奶”,众人这才纷纷放心离去。他们都惦着女儿、儿媳呢。村里虽然几乎不见了青壮年男人的身影,但年轻女人们却还为数不少。她们是那些不知人在何方的青壮年男子们的妻或妹,是最容易受到日伪军伤害的弱势群体。她们受到危害的概率远远大于孩子们,所以是男人们的重点保护对象。而保护的方法,就是在日伪军进村之前,快速地帮她们隐藏起来。帮她们隐藏在院子里、屋子里的地窖中早已没什么意义了,那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在田地里,乡亲们挖了些可以互相串通的藏身洞。那些藏身洞有多处出口,有的出口就在村子里,各家都做了各自不同的伪装和标识。女人们已在藏身洞里猫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孩子们,男人们想象得到她们是多么为自己担惊受怕,都急着去向她们报平安,把她们和孩子们接出洞来……
天黑了。有几个男人又聚集在韩大娘家,都是能对全村之事出主意想办法的男人。一则他们还要看看韩柱儿怎么样了,二则要讨论一下如何将“眼镜”王文琪从炮楼里营救回村。
韩柱儿基本已经没事儿了,坐卧炕上,他奶奶正往他口中塞一个剥了皮的鸡蛋,而小伙子左扭头右扭头躲闪着不想吃。韩大娘家不但偷偷养了那小猪,还养了只母鸡。其实养母鸡的人家不少,日伪军一要来了,年轻的女人们就抱着母鸡往藏身洞跑。韩大娘一个老女人是不必躲的,她家的母鸡由别人家的女人抱走。
来到韩大娘家的男人中,有一个是村长韩成贵,与韩大娘家沾亲。村长是区武工队罗队长当众封他的,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任务是收集民间情报,对有汉奸行为的人予以监视;同时尽可能地保护乡亲们的生命不受危害,在必要时出头露面替全村人与日伪军周旋。对于日伪军,他是保长。韩王村没有一个有汉奸行为的人,韩成贵的任务主要是第二方面。
他对韩柱儿说:“怎么那么不懂事?你奶奶多心疼你体会不到?乖乖把鸡蛋吃了!”
韩柱儿这才张大嘴,咬了半个鸡蛋,之后接过了奶奶手中剩下的半个。日兵那一枪托捣得不轻,小伙子左边耳上方肿得明显。
韩大娘转身埋怨起韩成贵来。她说:“成贵,晒场上的事我对你有看法。柱儿就要被活活烧死了,你当村长的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
韩大娘这么一说,除了韩成贵,另外几个男人全都低下了头,觉得那话也是说给他们听的。藤野的凶残冷酷在这一地区是出了名的,胆小的农民被他看一眼腿弯就不由自主地打战。他们也都是凡人,内心里也都深惧藤野。当时他们都有点儿吓蒙了,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韩大娘一数落韩成贵,他们心里都惭愧了。
韩成贵的样子却并不怎么惭愧。
他顶了韩大娘一句:“怎么不怨你自己?为什么不把小猪藏好?小猪要是不突然跑到晒场上,后来的事那能发生吗?”
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平和,但谁都听得出来,那也是顶。
韩大娘怔了怔,又小声嘟囔:“俺柱儿明明把它藏了起来……”
韩成贵就扭头瞪视韩柱儿,意思是你小子怎么藏的?!
韩柱儿咽下口鸡蛋,说他没想到小猪居然能将藏它那地方的盖子给拱开……
韩成贵板着脸问:“为什么不压块石头?”
韩柱儿说:“压了。”
韩成贵又问:“压了?压了还被拱开了,那就证明压的石头小!为什么不压块大的?”
韩柱儿低下头不说话了。
“为什么不用绳拴上?”
韩成贵的话问得严厉了,韩柱儿抬起头张一下嘴,把到唇边的一句什么话咽下去了。
“你小子想说什么?”
韩成贵的双手叉在腰里了。看样子,如果韩柱儿再说出句他不爱听的话,他会一巴掌扇过去。亲戚辈分上论,五十多岁的韩成贵是韩柱儿的舅爷,扇了那还不是白扇?
韩柱儿就又低下头不说话了。
坐在炕沿一边的韩大娘抹起泪来。
有个男人小声阻止道:“成贵,别说那些多余的话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呢?”
韩成贵一转身大声反驳:“不多余!有用!有的话非说不可!咱们中国,大半个国家都快被日本占领了,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占领!这种局面下,一头小猪崽子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的人命!被杀了那么多了,让咱们活着的人深更半夜睡不着觉,有人味儿的中国人直想号啕大哭!可哭有什么用?咱们是农民,不守着土地守着破破烂烂的家园种地那不行!那咱们的武工队也吃不上粮食了!所以,能多保住一条命比保住鸡啊猪啊粮食啊重要得多!”
又有个男人扯了他一下,低声相劝:“成贵,有些话以后再说不迟,怎么营救王文琪才是首要的事。”
韩成贵激动地说:“让我说完我这会儿想说的话!”——跨到韩大娘跟前继续说:“老姐,你刚才埋怨我,可我还要埋怨你呢!如果你不为了那头小猪挤到藤野跟前去招惹他,后边的事会发生吗?”
韩大娘心里还是生气地说:“那你也不能眼望着柱儿要被活活烧死了连个屁都不敢放!你可是柱儿他五服内的舅爷!”
韩成贵也生气了,脸涨得通红,挥舞着一只手臂大声嚷嚷:“说来说去,怎么还是你老姐有理?你倒在地上那时,我正想上前阻止藤野伤害于你,不承想你那宝贝孙子噌地蹿到藤野跟前了!更不承想他敢把藤野推得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你孙子被捆在树上以后,我正火急火燎地寻思着怎么才能万无一失地救下他的命,王文琪不是抢先了嘛!”
其他男人皆点头,表示他说的是事实,也完全相信当时他内心里的想法。
韩大娘却抬起头,噙泪的眼只看定他一个人,一字一句不依不饶地质问:“如果‘眼镜’没出头,你打算怎么出头?”
韩成贵说:“老姐,你这话听来像是审我。你是我老姐,有资格审我。既然你当众审了,那我不得不回答了。回答了,也等于你老姐给了我个机会,容我也把窝在心里的话当众说开了。如果王文琪没出头,那我绝不会做孬种!我会站出来说话的!”
韩大娘追问:“说什么?”
韩成贵说:“藤野他是个恶魔,我当然不能说半句冲撞他的话。那不是火上浇油也成心找死吗?咱们全村人的死活还不全凭他一句话?我得对大家的性命负责,所以那也得可怜兮兮地求他饶了柱儿。如果他喝我跪下,我也得乖乖跪下,不跪行吗?如果他让我替他擦靴子,那我也得乖乖地替他擦靴子。如果我都那样了他还不饶柱儿,那我只得说,我愿用我的命换柱儿的命,烧死我吧!”
他说得悲壮,一时眼泪汪汪的了。
韩大娘说:“行了。你的话解开我心里的疙瘩了,我信,成贵,你心里以后也不许存什么疙瘩,啊。”
韩成贵刚点一下头,韩柱儿却大声道:“我宁肯被活活烧死,也不愿被人像王文琪那么下贱地救了条命!我心里还存着疙瘩解不开呢!哪天把小日本从咱们中国的地面上彻底赶跑,咱中国人说起抗日时期的事,有无数不怕死的是英雄的中国人,值得称颂,我听着脸往哪儿搁?还不如干脆被烧死算了!”
韩成贵指着他大吼:“我揍你!捡了一条命不知庆幸,这会儿还说不识好歹的话!想当英雄,那也得看当得值不值!”
韩柱儿据理力争地说:“怎么叫值?怎么又叫不值?给中国人做出个不怕死的榜样,我认为就值!”
韩大娘也指着孙子教训:“你被活活烧死了,那奶奶还活得成吗?你老老实实闭上嘴,不许再说话!还说些浑话,别怪我真叫你舅爷揍你!”
其他男人们也都批评韩柱儿的话不在理。也都认为他没被活活烧死确实是万幸,是万幸那首先就应该谢天谢地。
韩大娘不坐着了,站起来,迈着双小脚缓缓走到孙子那儿,向孙子俯身又说:“柱儿,你看着我。”
韩柱儿有些不情愿,别别扭扭的,最终还是不得不看着他奶奶了。
韩大娘语重心长地说:“你给我牢记住,你的命是王文琪救下来的。只谢天谢地不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也是咱们韩家的大恩人!他救了你的命那也等于救了奶奶的命,如果他大难不死,以后你一定要替咱们报答于他!就这话,现在我要你当着叔叔大爷们的面,发誓你牢记住了!”
韩大娘的话说得动容,几个大男人也都听得动容,一个个点头不止。
韩柱儿虽然嘴上尽说些刚烈的话,但内心里毕竟明白,如果不是王文琪以那么一种屈辱的方式相救,自己这会儿已变炭了,哪儿还能说下贱不下贱、英雄不英雄的话呢?但当着外人的面,发誓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韩大娘觉得失面子,又急又气,拧孙子耳朵,还要咬孙子胳膊。
倒是韩成贵这舅老爷替韩柱儿垫了个台阶,他说:“算啦算啦,发誓嘛就没必要非强迫他了。但是柱儿,‘记住了’三个字你要是也不肯说的话,那我们几个叔叔大爷也是不会依你的!”
那韩柱儿无奈,只得大叫一嗓子:“记住了!”
他这一嗓子将屋里喊得静了片刻。在那片刻的静中,韩大娘回头看着韩成贵问:“咱们该这么依了他吗?”
韩成贵苦笑道:“他才十七岁多一点儿,咱们眼里仍算个孩子,不依了还能怎么的?”
他的话刚说完,门外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于是大家都将目光望向门帘。
韩柱儿理直气壮起来,又说:“什么依不依的,不爱听!要是连罗叔叔也认为我是个孩子,我才承认我是个孩子!”
门帘一挑,进来了区武工队长罗尚毅。这罗尚毅三十六岁,山东人,两年前党派到河北这边来的。虽然只来了两年,在拥护抗日的群众中,已树立了极高的威望,成为当地抗日群众的主心骨。他的名字,对于伪军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威慑力。好几次有些伪军实际上是掌握了他的行踪的,但是居然没敢向日本军方报告。毕竟,抗战已好多个年头了,更多的中国人拥护抗战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了,中国最终必胜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大多数伪军,也都想暗中掂量自己的行为。
对于这屋里的人,罗尚毅不啻是个救星。尽管他神出鬼没,一向来无影去无踪的,但哪一个村里若出了不好的情况,他总能在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悄然而至。并且,差不多又总是能使不好的情况有所改观,避免引出最悲惨的后果。
他曾说:“对于咱们中国人,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事呢?不是粮食被抢了,不是房子被烧了,甚至,也不是父老兄弟被打残了,妇女被jiān • yín了,而是我们中国人被残酷地弄死了!因为这样的仇恨是没法报的。鬼子弄死了我们一个同胞,一些同胞,即使我们后来也消灭了一个鬼子,一些鬼子,我们的同胞也还是不能起死回生了。所以我们武工队的任务,不止是消灭敌人,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卫同胞。在现阶段,武工队要想在一个区的范围内获得抗战的全面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靠了我们的存在,使日伪军不敢过分地气焰嚣张,不敢动不动就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我们的同胞,那我们的存在就是意义重大的!”
此话,罗队长在许多场合对自己的同志们和群众说过,所以人们对他的一贯对敌斗争思想特别了解。因为他的对敌斗争思想是这样的,而且自认为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甚至有一次没有执行上级也就是县武工大队的战斗命令。
当时,我们的情报员获悉,由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中流行开了甲肝,不久又将甲肝传染到了炮楼里的敌伪军中间,于是石家庄和保定方面的日军,向这个县的日军派出了由五名日本军医组成的医疗小组,在一个班日军的护送之下,将乘卡车到县城里来。县武工大队命令区武工分队,在半路伏击两辆日军卡车。区武工分队有三十六名队员,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所配基本是短枪。也有手榴弹,不多。敌人的两辆卡车上,却各配一挺轻机枪。一个班的日军人手一支的,也是德国造的冲锋枪。可以埋地雷,然而大白天公路上过往的绝不会仅仅是两辆日军卡车,还间或有各村农民所驾的马车,如果时间掌握得不够精准,误伤群众,提前暴露埋伏在所难免。又据区武工分队侦察员汇报,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最高长官池田大佐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也刚从日本来到中国,乘坐两辆卡车中的一辆前往县城……
罗队长最终没有执行那道战斗命令。
他因而被撤了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分,还被视为“抗日斗争意志消退”“畏敌思想显而易见”的反面典型。
他自然是不服的,据理力争,说在不能埋地雷,而战斗火力配备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之下,仅靠人数上的优势取胜,纵使全歼了敌人,我方的伤亡代价也必惨重。区武工分队几经损失,刚刚恢复元气不久,当继续养精蓄锐,委实冒不得险,付不起惨重代价。而最主要的是,近一年内,敌我双方处于战略对峙阶段,由于武工队的威慑实际存在,日军嚣张残暴的气焰有所收敛,群众恶劣的生存状态也稍有缓解。若因一次得不偿失的伏击使敌人受到强烈刺激,因而对人民群众大举报复,群众的命运可就惨了,必将又死人多多。果而那样,莫说仅仅三十六人的区武工分队,就是有近百名队员的县武工大队,八成也是无法拯救群众于血腥之灾的。
他的据理力争,在上级听来简直就是花言巧辩,往他们的恼火上浇油!若不是许许多多共同出生入死过的战友苦苦求情,他几乎以“狂妄自大,违抗军令”的罪名给毙了。
后来一位八路军的首长听说了他的事,派一位代表来到县里,传达指示充分肯定了他的对敌斗争思想,认为他很善于审时度势。县大队这才又恢复了他的职务。
事实证明,罗尚毅在对敌斗争中,并非只一味地养精蓄锐,按兵不动。他的仇恨之火一旦燃烧起来,那也是管叫敌人心惊胆战的。他重新担任区委书记和区武工队长之后不久,中秋节那一天,有座炮楼里的日伪军集体喝醉了,将附近一个村的三名妇女抓到炮楼里,不但lún • jiān了她们,而且残忍地杀害了她们。五六天后,两名武工队员装扮成送菜的农民混入炮楼,里应外合,使区武工队在傍晚几乎兵未血刃地拿下了那个炮楼。罗尚毅“代表中国人民”,就在炮楼里审判了那些日伪军们——凡参与暴行的,一律处以绞刑。没参与的,每人也被割去了双耳,口中一一塞了东西,结结实实地捆绑于各处。只放走了一人,是为日伪军做饭的中国农民。宣判执行完毕,却没烧炮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撤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炮楼仍安然无恙地耸立在原野。第五天,县城里的池田大佐的办公桌上,出现了罗尚毅亲笔写给他的一封信,毛笔字。罗尚毅虽然自幼家境贫寒,却有幸读过几年私塾,毛笔字写得不错。信的内容如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敌后武工队本分队,对那一座炮楼进行的当然是军事报复行动。而这一次报复行动,完全是那座炮楼里的日方士兵的暴行所引起的后果,可谓咎由自取。如果他也因而采取报复行动,那么武工队员们将使县城再无宁日,使他焦头烂额,防不胜防,也陷于咎由自取之惶恐之境。而正是为了使他在部下面前保留“最高指挥官”的颜面,所以这一封信才不以传单的形式在县城各处张贴,“希望能理解本队长的一番苦心”……
池田大佐看罢这一封信,暗吃一惊,表面上却未动声色,将信烧了。却也不敢怠慢,急率一彪人马赶往那座炮楼。去了也晚了,该死的已死,没被处死的也差不多都快饿死了。他能做的,只不过是替几名日本“兽兵”收尸而已。不但要驻守县城,还要保卫炮楼,他手下的兵力不足,便决定将那座炮楼遗弃了之。不那么决定又能怎么办呢?那座炮楼已成日兵的死亡象征,他明白手下肯定没人情愿再去保卫它。空无一人的炮楼不久成了乌鸦栖息、鼠类繁殖、野猫野狗的藏身之处。每至黄昏,那里向四面八方传开阵阵鸦噪。而天一黑,狗猫齐叫,扰得距离最近的炮楼里的日伪军心神不安,难以入睡。一想到它,池田大佐心里就添堵,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终于有一天,他下了一道命令,派工兵将那座炮楼炸毁了。在抗战期间,在华北平原上,那是唯一一次日军自行炸毁了他们的炮楼。
晋察冀边区首长知道了这件事后,对罗尚毅进行了文件嘉奖,称赞他灵活运用了战略战术,将对敌斗争的军事打击、惩罚与心理战术结合得特别成功……
村长韩成贵向罗队长汇报了王文琪怎么怎么被鬼子带走的经过后,大家的目光就都默默望着罗队长,期待他拿出个主意。而他,接过韩成贵为他卷的一支叶子烟,深吸缓吐,陷入了沉思。
韩大娘这会儿就跟韩柱儿咬耳朵,让他懂事点儿,别在炕上半躺半卧的,出去回避一下。她虽然不是党员,但她的儿子也就是韩柱儿的父亲,是晋察冀边区某抗日纵队的团政委。罗队长每次秘密来村里了解什么情况,布置什么工作,她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何况今天的凶险之事,也是由于自己当时的冲动造成的,所以她认为自己当然更应该在场了。
不料孙子大声说:“我不出去!我又不是小孩子!问问我罗叔,我还算小孩子吗?难道我在敌人们面前表现的不是像大人们一样不怕死吗?”
他这么一说,众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了。
罗尚毅掐灭烟,慢条斯理地说:“柱子,你当然不算小孩子了,咱们武工队里就有一名才十九岁的队员。咱们的正规部队里,十九岁二十来岁的小战士多了去了,比你年纪还小的战士也有。某些事,你也参与着听听,不但是可以的,而且还是完全应该的。在村里你几乎是唯一的男青年,以后要起些重要的作用了,听听对你有好处,会使你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冷静,更加成熟。”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点头。
韩柱儿又说:“什么叫冷静成熟我不太懂,但怎么做才算是咱们中国人的好榜样,我心里一直是明白的。我认为我今天没给咱们中国人丢脸!倒是那个王文琪,在藤野面前的表现太叫人瞧不起了,太是十足的亡国奴样了!比亡国奴还亡国奴,简直……反正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正眼看他了!”
罗尚毅说:“如果不是他那样,你就被活活烧死了。那你奶奶这会儿还不心疼死了?也许会心疼得要了她的老命!而如果今天你和你奶奶都没了,你父亲知道了,还不难受得肝肠寸断啊?”
韩柱儿一吐为快地说:“罗叔,我也不懂什么肝肠寸断不肝肠寸断的,就算我和我奶奶白天都死了,那也都死得值!我父亲肯定会记下仇恨,指挥战士更多地消灭鬼子,血债必得血来偿,左不过就是这么回事罢了!”
韩大娘刚要训他,韩成贵听得不耐烦了,按捺不住地开口道:“柱子你给我住口!怎么你罗叔说了上句,你那下句就接得快快地?你这么学着懂事学着冷静成熟的呀?再多说我把你拖下炕踹出去!”
韩柱儿这才身子一哧溜,躺在炕上了。又一翻身,背对着大家了。
罗尚毅笑笑,未再就韩柱儿的话说什么,态度极其严肃地小声问韩成贵:“关于韩柱儿他父亲的身份,是否仍一如既往地实行着严格的保密纪律?”
韩成贵说是的,除了在这屋里的几个人,村里再无别人知道柱子他父亲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正规抗日军队的团政委。大家按照统一口径编了个谎言,一向都说韩柱儿他父亲到山西去当矿工,砸死在井下了。
罗尚毅点头道,严格保密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不是不相信这个村的群众,而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知道的人多了,日伪军哪天又不知抽什么疯,再次到村里来逮捕中共领导之下的抗日官兵的家人亲属,那韩大娘和韩柱儿就极不安全了。牙关一咬就是同胞的生命线,这话说起来很英雄气概,听起来也感天地泣鬼神的,对于党员和我们队伍上的指战员,也是起码的要求。否则不就成叛徒了吗?但对普通百姓,这种要求太高了。谁都是血肉之躯,日本人又是那么的残忍,不能要求普通百姓也都像党员和我们队伍上的指战员们一样,有熬得住严刑拷打的坚强意志,也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百姓明明知道而不说,拷问他们的敌人是完全看得出来的,那点儿拷问经验他们是有的,于是他们定会以更加残忍的手段折磨百姓。而某个百姓一旦说了,则就成了告密者。一旦事实上成了告密者,那就是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了。咱们中国人看重民族大义,一个人如果有了这方面的污点,往往连儿孙辈都会被打上耻辱的烙印,那对后人是多么委屈又无奈的事?所以,是秘密的事,就一定要保密在最小也最可靠的范围。在对敌斗争十分严酷的当前,有些事尽量不使普通群众也知道,正是替他们考虑,为他们负责……
罗尚毅一番话,说得大家皆点头称是。大家以充满敬意的目光望着他,被他看问题的全面性和周到性所折服。
罗尚毅问:王文琪是否知道柱子的父亲是我们部队上的团政委?
韩成贵回答不知道。
罗尚毅又问:有什么不该王文琪知道的事他其实知道了?
韩成贵想了想说没什么不该他知道的事他却知道了。说他回到村里才一年多,除了教书、看书、练书法,再就是经常主动帮这家那家干活儿。乡亲们对他印象都挺好,他也不是个喜欢打听这家那家什么事的人。
韩大娘说他父亲曾是石家庄有名的中医,他自己也懂中医,还经常替乡亲们号脉诊病开药方,也很舍得花自己的钱亲自去县城里为乡亲抓药。她觉得他是个好人。
有人说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些古玩字画、珠宝玉器什么的,寄存在县城的一家当铺里。当铺老板是他父亲的知交,绝对信得过的人。他用钱了,就去县城里换些钱花。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月,他倒有幸是个衣食无忧、无家一身轻的男人。
有人说没想到他日本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好听,简直像京剧里的花旦青衣的念白,藤野和些个鬼子兵都听傻眼了……
韩成贵见大家七言八语地说时,罗尚毅听得认真,忍不住问:“罗队长,你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怀疑吗?”
罗尚毅说:“那倒没有。你们村打从日本回来了这么一个不寻常的人,我们的情报人员不可能一点儿都没关注他。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报看,他是一个爱国者。回到你们这个村里来,一是由于他家祖坟在村里,兵荒马乱的,他怕祖坟遭毁坏,要亲自守护着才放心。二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的情怀,甚至爱国的情怀可能是更主要的回国原因。”
他说时,大家也听得极认真。如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唯恐漏听了一句似的。
韩大娘急道:“既然他是个爱国者,咱们就先别说其他了呀,快商议怎么把他救出来啊!”
于是大家的目光又一齐望在罗尚毅身上了,韩成贵也又卷了一支烟递给他。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要是为了救出他,就干脆拔掉那座炮楼,分明是不实际的。不实际的行动就是冲动的、冒险的,不计后果的行动。虽然我说了他是一个爱国者,也不能为了救他,我便率领三十六名武工队员去拔炮楼。那么硬干,武工队员们的伤亡成本太大了。也许事与愿违,反而害了他的命。所以,这种救法,大家连想也不必想。就是明知日本人正在折磨他,而且几天后必定杀害他,那我也不会率领人去攻炮楼的。”
他的话说得明白而又决绝,气氛一时极其凝重。韩大娘又不禁抹起眼泪来,连韩柱儿也朝大家翻过了身。
他接着说:“刚才大家聊他时,我心里已在想究竟该怎么救他了——今晚就要动员乡亲们,把家家户户东埋xī • zàng的好吃的东西,全部奉献出来,就集中在大娘家里吧。然后呢,我们将鬼子们爱吃的选出来,尤其要多选那个藤野爱吃的。装在两个篮子里,明天派人挑着给炮楼送去。以前咱们不是也都用这种法子往外赎人的吗?不是往往也能成功吗?要把王文琪救出来,还是得先用这个老法子。”
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
韩成贵说:“藤野那厮,凶恶得很,也多疑得很。万一他又多疑起来,非但没救出王文琪,连送东西的人也被扣在了炮楼里呢?”
罗队长说:“藤野是个什么鬼东西,我也很了解。有你说的那一种可能,但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藤野固然凶恶,却又是个日本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而王文琪呢,据我所知,他在东京大学里学的就是日本文化史。如果他够聪明,当能智慧地以这一点来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些皮肉之苦的。藤野固然多疑,比狐狸还多疑。但他同时也是个阅咱们中国人无数的日本人了。以他阅中国人的经验,肯定能够看出,王文琪不会是一个他们非得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不可的中国人。而以上两点呢,是咱们以非武力的方式有几分把握将王文琪救出来的根据,大家说是不是呢?”
大家便又纷纷点头称是,都打内心里认可他的分析和判断。
韩成贵就说:“那,明天我去送吧。”
罗队长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别人去我还着实不放心。你进了炮楼,凭你的机智见到王文琪最好。即使见不到,那也要尽量把他的情况探听清楚,起码要知道他的死活。”
韩成贵犹豫片刻,吞吐地问:“那,要是我真回不来了呢?”声音很小,还显出有点儿不好意思问的样子。
一阵静寂。每个人都听到了他的话。
罗队长用小指挠挠额角,不以为然地说:“凭你在敌人面前一向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还会把事办得那么糟?”
韩成贵却固执地:“我说万一。”
韩柱儿大声插了一句:“成贵叔今天表现得可既不智,也不勇。眼看我要被鬼子活活烧死了,根本就没见他那儿有什么表现。”
韩成贵扭头望他一眼,张张嘴,没说出话。
韩大娘擂了韩柱儿一拳,斥道:“大人在商议重要的事,没你小孩子插嘴的份儿!”
一人替韩成贵化解尴尬,幽幽地说:“情况发生得太突然,你成贵叔他当时是懵了。”
另一人说:“是啊是啊,谁都有一时发懵的时候,再智勇的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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