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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后对德军采取的作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
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性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
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惟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
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地
埋在哈拉尔的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
那期间的详情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
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
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
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情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
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
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shā • rén灭口，
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的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逼进蒙古一口深井，在
那奇妙而强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情。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
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干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情况
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在那里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
体力消耗、损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
暴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
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
槛接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
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进不去。废井于是成
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
面封顶一般扔上扔石块，转移到下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
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洞洞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
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
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是
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
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
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来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
有增无减，但事故完全不在话下。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
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情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
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
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
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
——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女孩子做饭扫地
洗衣服。大些的姑娘甚至被迫从事mài • yín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
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
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
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
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
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可以
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二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接
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
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靠机枪
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1947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应该是5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
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穿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
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锤击磁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
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掏出递给他。身
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干活的犯人，叫他念
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
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
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把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
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脏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
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仁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
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
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
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住惊愕，对着脖子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土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
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土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
走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
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