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变化（1/2）

?1912年四月五号，离宋教仁遇刺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星期了，就在人们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上海申报独家发表了一篇由他们当家记者胡血儿发表的关于宋案幕后黑手的新闻。

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已经早就被秘密抓捕，而且申报一字不拉的全文刊登了武士英的口供，再加上那封赵秉钧的亲笔书信的影印件。即使胡血儿在文章的最后并没有指明道姓的说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中国自从汉朝开始就一直尊崇儒家文化，几千年的熏陶下来，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除了金字塔最为顶端的掌权者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特别的厌恶特务政治和暗杀。

而现在国家进入了民国时代，已经朝着西方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的时候，居然曝出了国家领导者指使暗杀的事情出来，这就不仅仅是同盟会不能接受的问题了。再加上张建强这个从二十一世纪的懂得舆论重要性还有水军这个词的现代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一时间整个舆论完全的倒向了同盟会，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胡血儿那样直接的骂着袁世凯，但是他们也还是要求袁世凯将赵秉钧叫出来和凶手对峙，让真相水落石出。

申报之所以能够拿到那么详细的武士英的口供还有那封赵秉钧的亲笔信的影印件自然是张建强的手笔。用这么一手，其实就是彻底的把宋教仁的死摆在明面上，逼迫着同盟会和袁世凯决裂。

当着全国数万万人的面前，不管是孙中山还是黄兴他们都不可能不顾着宋教仁的死继续的和袁世凯合作，毕竟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家，而是志同道合的**者。

除了将宋案幕后的真相交由申报捅了出来之外，张建强还成立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宋教仁遇刺一案，不管怎么说宋教仁都是在湖北死的，理应由他湖北省负责审理。

特别法庭一成立，法庭就给赵秉钧还有袁世凯发去了质询书，要求他们来湖北接受特别法庭的质询。

而一直关注事件发展的各家报社的记者也第一时间的把这个消息刊登在了报纸上，首先捅出宋案真相的申报胡血儿还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用他的话来说，从特别法庭发出质询书的这一刻起，民国就已经走在了法制还有混战的选择关口上。

要是袁世凯与赵秉钧接受特别法庭的质询书，接受特别法庭的质询，那么自然说明他们问心无愧，如果最终答案也证实他们和宋教仁的死没有关系的话，那么这无疑是民国建立之后最为成功的一起法制案件。毕竟就连民国地位最为重要的大总统和内阁总理都保持了对于法律的敬畏，法制必将深入人心，民国的未来也将会随着法制走的更加的远。

不过胡血儿毫不客气的认定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绝对不会接受特别法庭的质询的，在他看来宋教仁的死和赵秉钧袁世凯绝对脱不了干系，他们自然不会来特别法庭接受质询。

一旦如此，那么可以想象民国就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南方**党重新竖起反旗，兴兵北伐，南北方在1911年辛亥**那里没有真正彻底的打起来的一仗终将补上，一决胜负。

胡血儿的评论正是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说了出来，凭心而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愿意看到战事再起的，不管最终到底是南北方中的哪一方赢，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他们这些普通人。

但是毕竟同盟会死了人，而且还是被极其不光彩的刺杀死的，所以人们没有理由要求同盟会放弃要个说法的决定。因此所有人的都把目光转向了北方，他们希望袁世凯和赵秉钧能够站出来，站出来告诉他们自己问心无愧，接受质询就接受质询，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而在北方，被全国上上下下关注着的袁世凯正焦头烂额和手下们开着小会商议着具体的办法。本来虽然得到汪精卫的通风报信，袁世凯就知道事情很有可能要糟了，不过他还始终抱着一丝幻想，幻想着同盟会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冷静的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最终私下里通过谈判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随着报纸上铺天盖地武士英的由赵秉钧亲自买凶的口供还有亲笔书信，再由就是张建强搞起来的那个特别法庭的质询书，袁世凯就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