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太子失宠（1/3）

隋文帝是位好皇帝，但未必是好爸爸，治国有法的人未必治家有方。他当政之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就是家庭问题，确切地说，是太子杨勇的问题。嫡长子杨勇在开皇元年（581）就被立为太子，一直接受严格的政治训练，他的政治表现也不乏精彩之处，本来应该顺利接班。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太子”这个位置太敏感，还是皇帝的要求太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勇似乎越来越不入父皇母后的法眼，他的太子之位也随之摇摇欲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太子杨勇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个人道德非常高尚的皇帝之一，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坚持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五个儿子全是一母所生，这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算是非常罕见了。

对此，隋文帝本人也非常得意。隋朝初年的时候，他曾经对大臣说：“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在他看来，前朝帝王往往因为宠幸妃子，被美色冲昏头脑，最后做出废长立幼的事情来，严重的甚至因此亡国。而他只爱皇后一个人，五个儿子也都是亲兄弟，所以绝不会发生内斗，这就是大隋万年基业的保障。

谁想到，说嘴打嘴，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再浓的亲情也不堪一击。杨坚的儿子之间也终于爆发了惊心动魄的争斗，太子地位逐渐变得岌岌可危。

要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要先交代一下隋文帝儿子们的基本情况。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老大叫杨勇，隋初封为太子。老二叫杨广，封为晋王。老三叫杨俊，封为秦王。老四叫杨秀，封为蜀王。老五叫杨谅，封为汉王。杨勇因为是长子的缘故，从小就跟爸爸的政治前途绑在了一起。

北周末年，杨坚矫诏辅政，马上任命杨勇为东京小冢宰，替老爸镇守洛阳；杨坚篡位前夕，杨勇又回到京师，统领禁军，为杨坚篡权保驾护航。总之，身为嫡长子的杨勇为杨坚建立隋朝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隋朝建立以后，杨勇也就毫无悬念地被立为太子，成了爸爸的法定接班人。

既然当了接班人，自然要学习怎样治国理政。隋朝初年，军国大事杨坚都让杨勇参与决策，杨勇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关于怎样处理北齐遗民问题的建议。

隋朝是由北周和北齐整合而成的。其中，北周社会发展落后，所以，老百姓通常不是当兵就是种地，少有第三种职业。而北齐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老百姓有很多都脱离了土地，从事工商业，这让在北周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隋文帝杨坚非常看不惯。他觉得，离开土地就是游手好闲，游手好闲就会为非作歹，所以，一定要好好整顿整顿这些人！

怎么整顿？隋文帝说，与其让他们闲来生事，倒不如把他们都迁到北方边境去。这就相当于流放了。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政策出台，肯定会让整个山东地区都骚动起来，对于新生的隋朝当然不利。

皇帝一言九鼎，怎么办？这时候，身为太子的杨勇就给爸爸上谏了。他说：“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何待迁配，以致劳扰。”您想让老百姓都安顿下来，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移风易俗是个慢工夫，需要慢慢地引导。如果操之过急，让老百姓背井离乡，恐怕引起变乱。隋文帝一听，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山东地区的老百姓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杨勇治国的理念要比杨坚先进。杨坚对待异己分子不问缘由，简单粗暴，是一种军事化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而杨勇则强调春风化雨，循序渐进，体现出了一种文治的精神。

这两种治国理念哪个更好？对于开创帝业，也许隋文帝更合适；但是对于守成而言，应当是杨勇的更胜一筹。

事实上，史书提到杨勇时，也说他“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也就是说，他特别爱学习，通晓辞赋，性格宽仁厚道，为人率直任情，不美化掩饰自己。符合人们对太子的一般期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对他也颇为满意。但到了开皇中期，太子杨勇却逐渐失宠了。而且，既失宠于父，又失宠于母。这是怎么回事？

二、失爱于父

杨勇失宠，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他不够艰苦朴素。

第二，他不够谦虚谨慎。

先看第一点，艰苦朴素的问题。隋文帝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当了皇帝之后也还保持节俭的本色，每天只吃一个荤菜，穿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是，到了杨勇的时候，国家已经富裕起来，国库里的绢帛都多得没地方放，杨勇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就比爸爸高出了许多，开始向往精致的生活。

有一次，他居然想用金银去装饰一副从蜀地运来的铠甲，这可把隋文帝气坏了。铠甲是防身用的，装饰得那么花哨干什么！为教育儿子，文帝板起面孔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大意是说，帝王要想统治长久，就不能奢侈享乐。你以后是要当皇帝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节俭。就拿我来说吧，当了皇帝之后，我特意保留了一身过去穿的旧衣服，随时提醒自己不忘本，现在，我也把这个好方法传授给你。我要赏给你一把旧刀和一盒酱，刀是我用过的，酱是我当年常吃的，希望你随时看看这两样东西，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老爸也是老板，说得自然没错，杨勇只好唯唯诺诺地接受过来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老实说，虽然隋文帝讲的居安思危并没有错，身为一个皇帝，主动约束自己也非常可敬，但是就事论事，杨勇也不乏令人同情之处。仔细想想，杨勇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这一代人颇有相似之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眼看着国家一天天繁荣起来，当然也乐于享受一下这繁荣的成果，花钱难免随意了一些，而我们的父辈大半生都在艰苦奋斗，花钱往往更仔细。两代人生活经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很难绝对说谁对谁错，但是，老辈人难免还是要唠叨，说我们不懂事。这里面，其实有着微妙的张力。

问题是，我们的父辈都是老百姓，他们对我们看得惯也罢，看不惯也罢，其实对我们未必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隋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可是皇帝，他对太子不满意，这难免让一部分人紧张兮兮，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心生他想。

再看第二点，谦虚谨慎问题。太子怎么不谦虚谨慎了？这其实是一次冬至节惹的祸。

按照古代的礼仪，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从这一天开始，阳气就逐日增长了，阳气象征着为君之道，所以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要朝贺皇帝。太子是储君，按照当时的规矩，百官在朝拜完皇帝之后还要去东宫觐见太子。

这一年冬至的时候，百官又按照惯例，去给太子朝贺，杨勇也相当排场，让乐队演奏迎宾曲，自己则身穿礼服，大模大样地接受百官罗拜。本来，杨勇这样做也是南北朝的惯例，而且恐怕往年都是这样搞的，但是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触怒了隋文帝。

隋文帝问朝臣，我听说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去朝觐太子了，这是什么礼数？有个大臣回答说，百官见太子应该叫贺，不应该说朝。隋文帝说，既然是贺，那就应该是三五成群，谁愿意去谁去，怎么文武百官都排着班去了？而且，太子又是穿礼服，又是奏乐，比我排场还大，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

发了一顿无名火之后，隋文帝马上下了一道诏令：“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国家制定礼仪就是要区别人的身份、等级，皇太子虽然是储君，但毕竟还不是君主。现在他的身份，不还是臣子吗？而你们这些大臣，居然也像对待我一样，去朝贺他，还要给他上贡，这不合典则的事情，从今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