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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皇之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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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统治时期,诞生了一个流传千载的称号——“开皇之治”。可想而知,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富庶、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那么隋文帝在当政期间都有什么建树?社会状况究竟如何?

一、发展经济

隋朝建立之后,北降突厥,南平江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难免让人猜想,隋文帝就是一个马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其实并不尽然。说隋文帝尚武不假,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为的君主都不可能是一个只知道穷兵黩武的人,隋文帝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就在隋朝南征北战的同时,国内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个业绩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开皇之治”。这可是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之治”的时代并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有数的几个,换言之,只有政治清明、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

那么,隋文帝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够让他统治的时代号称开皇之治?有以下三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吏治。

关于隋文帝时期的经济成果,《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省。’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大意是说,到了开皇十二年(592),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国库里都已经堆满了布帛,连走廊都堆满了,再也没法往里挤了,请陛下快给我们解决仓库问题吧!隋文帝一听大为震惊,连国库都有填满的时候,不可能啊!赶紧问,我跟老百姓收的税也不多呀,这几年老打仗,又没少花钱,我还怕国库都空了呢,怎么反倒满了?官员回答说,这几年您每年赏赐各色人等的绢帛确实不下几百万匹,可是每年进来的更多啊!看到十几年间国家财富积累得如此雄厚,隋文帝真是喜上眉梢,赶紧命令新修一座左藏院来储存财货。这可是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储备丰富的记录不是没有过。比如汉武帝时,就有过“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景象,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出现了物资爆满,不得不加盖仓库的事情。

但是,拿汉唐盛世的景象和隋朝比,又不完全合理。毕竟,汉武帝是汉朝第五代皇帝,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代皇帝,汉唐两朝,都是经过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的发展才达到这样的程度,而隋朝则是在第一代皇帝任上,仅仅用了十三年就出现了相似的局面,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隋朝为什么短期之内就变得如此富裕?很多人会想到均田制。是不是呢?那得先看看均田制是怎样的一个制度。所谓均田制,是北魏时期在战争破坏严重,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土地抛荒的情况下开创的一项制度,基本做法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向农民征收赋税。这样一来,不仅无主荒地得到了开垦,而且流离失所的农民也能够安顿了下来,政府的财政也有了保障。这是个多方利好的制度,所以一直沿用到唐朝前期,成为整个北方经济的基础。

问题是,到了隋朝,社会条件已经变了。北方的无主荒地已经没有那么多,很多地方都从原来的人少地多变成人多地少了。隋朝制度规定,每个男丁都应该分到一百亩地,但是,开皇年间,好多地方的男丁只能分到二十亩,特别是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京地区,土地资源更是紧张。这样一来,虽然在制度上均田制并没有废除,但是实际上已经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了。换言之,均田制固然是隋朝重要的土地制度,但仅谈均田制,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隋朝发展得那么快。

既然不能归功于均田制,那么,又该归功于什么?

我觉得,应该归功于隋朝对人口控制能力的加强。隋朝建立的时候,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大,他们都占有好多依附人口,这些人根本不向政府报户口,当然也就不纳赋税。

另外,由于隋朝的赋役对象是针对成丁的男女,很多狡猾奸诈之人就会想办法逃避,明明是二十八岁的精壮小伙子,报户口时非说自己是十四岁的少年,或者明明是五十岁的壮年人,非说自己已经是七十老翁了,这些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诈老诈小,目的就是逃避赋役。

这两大社会问题使得隋朝少了很多纳税人,怎么办?开皇年间,隋文帝推行了两项政策,一个叫输籍定样,另一个叫大索貌阅,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谓输籍定样,其实就是国家制定颁布的户等划分样本。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叫上户,什么标准叫中户,什么标准叫下户,上、中、下户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赋役在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任何人一查就知道。而且,整个细则贯彻着上户多交,下户少交的原则,明确保护弱势群体。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标准?这其实是宰相高颎出的主意。他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当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不愿意当国家的编户齐民,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赋役标准不明确,穷人也要承担不少赋役,所以他们觉得,给国家干不如给大户人家干划得来。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明白,如果投靠政府就能享受优惠政策,比依附大户人家划算,这些人就会自觉自愿地脱离大户人家的控制,主动申报户口来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纳税人就多了。隋文帝一听,好主意,赶紧推行。这就是输籍定样。

那什么是大索貌阅?就是依靠乡里基层组织,搞入户调查,根据体貌特征核实年龄,如有隐瞒,严惩不贷,甚至殃及邻里。这样一来,再有胡子拉碴的大小伙子想冒充小正太,就算官府查不出来,邻居也会揭发检举,国家因此又得到一大批隐藏起来的丁口。

就这样,隋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国家力量,推行更加严格的人口管理办法,隐瞒人口的现象显著减少,一下子增加了好多纳税人口,这样一来,仓库自然在短时期内充实起来了。魏晋以来贵族豪横,国家软弱的局面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二、发展文教

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不能光看经济基础,还要考虑上层建筑,也就是文化指标。

《隋书·儒林传》记载:“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大意是说,隋朝统一以后,四海之内的知识分子都会集到京师来了。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到处求学,所以,在路上都能听到诵读诗书的声音。这可是汉魏以来从没有过的喜人景象。

确实,自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打打杀杀,路上往来的不是军队就是难民,现在居然满街都是负笈远游的书生了,这不正是天下太平的最好写照吗?这样的局面又是怎样开创出来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叫牛弘的官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牛弘是关陇集团里一个难得的读书人,博览群书,甚至有点儿书呆子气。据《隋书·牛弘传》记载,隋文帝让牛弘去宣一道敕令。牛弘领命而去。结果下了台阶之后,就把敕令给忘了。牛弘只好折回来,老老实实地对隋文帝说,对不起,我忘了您让我宣什么敕令了。隋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传话这样的小事,本来也不该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来干。连皇帝的敕命都能忘掉,真是糊涂到家了。

可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糊涂虫,在大事上可是一点儿都不糊涂。开皇初年,还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牛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封奏疏。他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国家既然已经建立了,就要考虑怎么治理。政权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就要学习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前朝的经验教训全写在书里,所以说,要想治理国家,得先读书。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鼓励大家读书,总得有书可读才行。而隋朝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乱世的底子,根本就没什么书可读。隋朝建立的时候,把北周和北齐的藏书归拢到一起,才一万五千卷。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隋朝整个国家的藏书刚够杜甫一个人看,这怎么行!

牛弘说,不要紧,“礼失求诸野”。现在国家历经战乱,没有藏书,但是,贵族文化世代相传,私人手里藏书不少,可以从民间征集。可是,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话,谁愿意白白把手里的藏书交给国家?所以,牛弘在奏章中提议:要想从老百姓手里征集图书,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舍得花钱去买。要让老百姓觉得合算,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书拿出来。

对于牛弘这个建议,隋文帝是什么反应?隋文帝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英主。尽管当时国家刚刚建立,哪里都等着钱用,隋文帝还是慨然下诏说:“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任何人,只要进献一卷图书,就给他一匹缣。这一匹缣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国家的赋税分租、调两部分,其中,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缣,也就是说,只要你给国家贡献一卷书,你一年差不多二分之一的赋税就不用交了。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更人性化的是,你把书献给国家后,国家并不是据为己有,而是组织人力去誊抄,抄完之后,你的原件还会完璧归赵。

有这样的好事,谁能不愿意呢?老百姓踊跃献书。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和牛弘君臣的努力,隋朝的藏书很快达到三万多卷,比原有的藏书规模整整大了一倍,这当然也就成了推行文治的基础。

今天再回头看,我们会意识到,牛弘了不起的地方,除了力主国家优先发展文化事业,展现出学者的战略眼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脚踏实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重视老百姓的利益需求。牛弘能想到这一点,并非出于本能,因为他自己在经济上并不敏感。

《隋书》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牛弘的弟弟是个酒鬼,有一次喝醉了酒,把牛弘家的牛给杀了。这牛可不是耕牛,而是牛弘的座驾,牛没有了,牛弘怎么上班呢?牛弘的妻子非常不高兴,等到牛弘回家,赶紧跟他告状说,孩子他叔叔把牛给杀了。牛弘一听,只说了两个字——“作脯”,也就是做牛肉干,说完就到一边闷头读书去了。妻子不甘心,又走过来说,叔叔无缘无故就射死咱家的牛,这也太可恶了吧。牛弘连头都没抬,说知道了。说完继续读书,不为所动。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牛弘本人并不是个斤斤计较于钱财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光高远,对个人私利并不在意的人,却能够切实体察老百姓的利益需求,保障老百姓的利益需求,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

牛弘伟大,隋文帝更伟大。

隋文帝只正经上过两年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发展文教的意义,并且能动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文化发展,这就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皇帝。

事实上,在文化方面,隋文帝不仅见识高,做法也比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高明多了,甚至比号称千古一帝的唐太宗还高。

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喜欢《兰亭序》。即位之后,通过坑蒙拐骗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搞到自己手中。搞到手后,就再也不还给人家了,留在自己身边把玩。这也罢了,最出格的是,到了晚年去世的时候,他干脆要求把《兰亭序》带到陵墓里,陪他殉葬,让别人永远也别想再看到,这不是自私透顶的行为吗?反观隋文帝,抄完图书物归原主,不夺人所爱,这才是真正的风雅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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