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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区域”，废除。

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

1920年以后，凌升先后担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苏军在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主动请缨出任会长。

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依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9?18”事变发生后，凌升也曾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主动参与到“建国”活动当中，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恭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

“满洲国”成立后，贵福担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

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甚至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自己的侍卫官。

然而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便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者”，是副职，但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

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真面目之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都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凌升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8月份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

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前几天，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

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岗村宁次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关东军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

凌升也是参加了前天夜里的晚宴的，结束晚宴之后，凌升同样也被软禁在里缉熙楼！

最初甘粕正彦给这些满洲国的官僚们录口供的时候，凌升就左一个不配合，右一个不配合，甘粕正彦十分的恼怒。昨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到了缉熙楼之后，开始对所有满洲国的中日官僚们，进行询问，言谈中很是不客气的凌升，直接被土肥原贤二用来杀鸡骇猴，当着所有人的面连番上了好几种刑法，最后在土肥原贤二的水刑之下，凌升崩溃了。

他不仅交代除了自己与苏军的秘密约定，还将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的一名苏共地下党也交代了出来，至于刺杀傅仪和关东军司令部的事情，凌升在严刑拷打之下也认了下来！

土肥原贤二也是一阵诧异，他本来想将调查的方向诱往郑孝胥的身上，没想到真的找出来一名苏俄间谍出来！

大松了一口气，土肥原贤二知道自己终于可以交差了，不仅刺杀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关东军也能顺手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为防止地方势力，主要是凌升的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审问结束以后，驻扎在海拉而和满洲里地区的骑兵第1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

3个月后，凌升由新京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与尹奉吉一起被杀！

凌升的亲信及部下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严刑拷打之下，终于有人承受不住，认下了“通苏通蒙”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