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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工作,”刚给我做了色拉的人说,“你把我当白痴?”
“我可以不告诉你的。”
事实是,我并不真正在意将此事告诉她,但是我恨自己大嘴跟她说下周还有两次面谈。布鲁克穷迫不舍,问我是哪儿要人,我不想再厚颜无耻地跟她撒谎,于是脱口说出用人单位设在古巴。
“现在他们可能比以往需要更多的人手,”我说,“看起来他们希望雇员像苍蝇那样到处飞。”
“别开该死的玩笑,好吗?就一次,别开该死的玩笑了。”
“用语不雅哦,迈克尔斯医生。”
最后这句算不得是真正的玩笑话,但可以肯定布鲁克不喜欢它。她把叉子扔到盘子上,“我真是忍无可忍了。”然后,她恨恨地切下一片面包来,“你难道一点点都不尊重我吗?还有我们?我一边工作一边担心你,怕你会想方设法接近那警探和那该死的泰特拉公司。我劝自己不要多虑,我跟自己说纳特爱我,他不会……”
“我确实爱你。”
她瞪了我一眼,目光可以夷平一座城池,“那就不会这样不尊重我。”
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我说:“我想你是非常了解我的,不是吗?”
“我想是的,”她尖起嗓子,“你真是个长不大的小男孩,纳撒尼亚。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那样做一回决定,表现得跟你的年龄相符。想想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好吧,我认可最后一句话,那些什么表现与年龄相符的话,我睬也不睬。
我咽下最后一口色拉,放下叉子,用我认为的强而有力的沉默表示反抗,我站了起来。
“你真正在乎的并不是人,是吗?”她又说,“你在乎病人,当然,死去的人。但是活着的人,还在喘气的人,就要和你好好谈谈了——你到底对他们有多在乎?你告诉我,在保罗·墨菲被害前你到底给了他多少关心?”
我进了客厅,拾掇起所有的个人物品。布鲁克一直坐在桌子跟前,动也没动一下;坐在那里,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这边的一举一动。
“成熟了,纳特。你都带走吧。你就离开吧。”
我当真就离开了。真希望我只带我的态度和一把剃须刀离开就可以了。
我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卡罗拉车的后备箱,猛地关上。我使劲拉开驾驶室的门,不知道这样做是要给谁看。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几辆车靠路边停着,唯一的声音就是100码外高速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声。
我围着车子转了好大一个圈,最后看了一眼亮着灯光的小房子和整个街区。
也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辆车,远远地停在街那头,停在一处街灯照不到的阴影处。一辆黑色SUV。
我朝它走了几步,弄不清里面到底有没有人。然后我举起手,伸出两根中指。
来抓我啊,你们这些社会的毒刺。
18
尽管波士顿、费城等城市也在吹嘘自己的生物技术如何如何,但论及产业规模,哪里也比不上加州湾。美国总共有1500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有800多家落户加州湾。
加州湾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集中了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我那常困扰我的母校。这里有极具进攻性的风险投资文化和很棒的气候。生物技术产业的许多老字号都生于斯,长于斯,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与希腊神话的笨拙结合。尽管那些公司在不断地向外拓展,但旧金山南部仍是这一行业的核心地带。
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在旧金山南部成功置了业,它离美国基因技术公司这一行业老大约有l英里远。美国基因技术公司有一段时间业绩辉煌,投资者捕捉住了信号,金钱源源不断地从大机构和硅谷涌入。后来它效益不好的时候——呃,没人说过生物技术是好干的。
泰特拉公司的大楼建成后,它的钢粱和碧绿的玻璃幕墙令人震惊。大楼整体形状像一艘海轮的船头,仿佛从船的甲板处生生给砍了下来,而船的其余部分,我想,已经沉入了旧金山湾的海底。蒸汽从6楼顶部两个出气孔喷出来,避难的海鸥集中在停车场的一角,这一切很符合大海的氛围。
现在时间大概是早上10点30分,距离我的面试还有半小时。昨晚,我在101号公路边上一家糟糕的汽车旅馆度过,睡得不好,所以我希望能坐在停车场里整理一下思绪。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每一次当我找到头绪,布鲁克就会跑进我的头脑中,让我的思绪消失不见。
我放弃了停车场,盘算可能到公司里思路会清晰些。我穿过停车场内成排的汽车,走向泰特拉公司,一周前保罗·墨菲还在此掐着点上班。大楼外的走廊上空悬着玻璃和钢做的罩篷,罩篷下是一盏神秘而古怪的海洋一样的灯,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的鞋子在大厅光亮的花岗岩地板上踏出了响声。花岗岩上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拉丁文刻着:认识你自己。同样一句话还出现在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奠基人维萨里首次将它用在书本的扉页,此后它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在21世纪初的加州叉重新流行了起来。泰特拉公司的人很幸运,版权法不适用于这些古代贤言。
我向保安做了自我介绍,他站在一张高度概念化的金属桌子后面,我告诉他我来这里要见弗朗辛·哈特曼。他接过我乔治亚卅I的驾驶证,迅速看了我一眼,给某个人打了电话。咕哝了几句之后,他挂断电话,指向大厅侧面的一台电脑。
“她几分钟后就过来。你在那里登记一下,填一份保密协议,然后会给你一张访客证。”
在他指的那台电脑上,我输入一些个人信息——姓名、社保号码以及各种个人特征,还填写了泰特拉公司的保密协议。这些事情对任何一家技术公司都是强制要求的,经营生命科学的公司位于对知识产权最敏感的公司之列。
我通读了一下协议,文本中不断地跳出“机密”、“私有”、“禁止”、“仲裁”等字眼。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内容——我不再仔细阅读了——可能以后20年都要在担心中度过,唯恐自己无意间会泄漏一些商业机密,比如说厕所的颜色。
我在协议下方点击了“同意”,电脑下面的打印机打出一张证明我身份的标记牌。我揭开标记牌背面的不干胶,把它贴到我的外套上。这样可以辨识了,我在民权被限制后有了一席之地。
弗朗辛·哈特曼并没有出现,我在硬硬的大理石凳子上坐了9分钟,屁股都坐疼了。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姿势,光顾着屁股的不舒服,根本没注意到向我走过来的女人,而她看着我在大理石凳子上折腾,像一个露着pì • yǎn的黑猩猩。“麦考密克医生?”我抬起头,看见一只雌性灵长目动物,大概35岁,太有风度了,一定是人力资源部或市场营销部的。弗朗辛·哈特曼。她向我介绍起自己,而我也立马站起来,跟她握手。
“那些长椅,一定需要些衬垫,是吧?”
我感到自己脸红了。
我们走过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