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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无疑因个人的这段经历而蒙上了阴影。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以前曾深受德国征服之苦的国家，已不想再心存侥幸了。德国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或许，这有赖于以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束缚重新统一的德国。它将永远无法挣脱这一束缚去推行昔日的侵略政策。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自第三帝国覆灭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1959年撰写的前言的结尾部分所述，氢弹的出现已使阿道夫·希特勒这类传统的征服者成为过去。如果真有一个新的希特勒式的冒险家试图领导德国进行新的征服，那么，他将被原子武器所击退。这将迅速地制止德国的侵略。然而，不幸的是，那也将是整个世界的末日。

因此，尽管氢弹以及准备用来发射氢弹的火箭、飞机和潜艇对这一星球的生存构成了可怕的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却至少有助于解决德国问题。由德国人，或由任何其他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不会重演了。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走人歧途的政府和无所适从的人们如果能记住纳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几乎席卷了全球的种族大屠杀，可能也将是有益的，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记住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威廉·夏伊勒

1990年5月

致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文件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T·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文件研究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奥伦·J·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

19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文件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G·贝纳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尔·R·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文件的迷津。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R·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F·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W·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文件。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密尔顿·菲西·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H·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文件和证词]和其他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资料。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M·W·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尔·罗吉尔斯，都同我讨论过这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尔·R·雷诺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个女儿，英加和林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参考资料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缴获的德国文件、德国军官和文官的审讯记录和证词、幸存下来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我在第三帝国的亲身经历。数百万字的德国档案材料已经以多个系列分卷出版，另有数百万字已被收集或制成微缩胶片，收藏于各图书馆[在美国，主要收藏于国会图书馆和斯但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此外，华盛顿的陆军部军史局也保存着大量的德国军事记录。

在已出版的大量档案中，对于我的创作最有用的有三种。首先是《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部，它包括大量已被译为英文的德国外交部1937年至1940年夏的文件。承蒙国务院的好意，我获准接触德国外交部的其他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主要与德国对美国宣战有关，尚未翻译和出版。已出版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两个文件集对于了解第三帝国内幕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第一种是42卷本的《主要战犯的审讯》，其中前23卷为审讯证词，其余是作为证据的文件，后者是以原文出版的，多数为德文。为这次审判而加以收集并被仓促译为英文的其他文件、审讯记录和宣誓词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为题分10卷出版。不幸的是，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委员们面前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证词大多没有编入该书，这些证词仅能在几家大图书馆看到油印件。

美国军事法庭其后在纽伦堡又进行了12轮的审判，审判的证词和文件出版了厚厚的15卷材料，标题为《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这还不到原材料的1/10，但其余的材料可以在一些图书馆看到油印件或影印件。伦敦的皇家文书局于1947—1949年出版了《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律报告》，对其他审判做了概述，该书对了解第三帝国很有帮助。

胡佛图书馆藏有极为丰富的未出版的德国文件，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这类文件也有相当数量。另外，国家档案馆还藏有希姆莱的档案和希特勒的一些私人文件——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便是所谓的“亚历山大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制成微缩胶片收藏。其他一些缴获文件的有关情况，可参见本书注释。顺便说一句，未出版的德国材料中有哈尔德将军的日记，共为7卷打印稿，并附有这位将军在战后为澄清事件所做的注解，我发现这是有关第三帝国的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

现将对我有所助益的著作开列如下。这些著作共有三种类型：第一，本书所叙及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回忆录和日记；第二，基于新的文件材料的著作，例如，英国的约翰·W·威勒一贝内特、阿伦·布洛克、H·R·特雷弗·罗珀和杰拉尔德·里特林格的著作，美国的特尔福德·泰勒，德国的埃伯哈德·泽勒、格哈特·里特、鲁道夫·皮切尔和沃尔特·戈尔利茨；第三，提供背景情况的著作。

在动态史研究所的赞助下，《动态史》季刊在慕尼黑出版了一期特刊，详细开列了有关第三帝国的参考书目。伦敦威纳图书馆的目录中也包括一些极为出色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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