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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对我来说，只要我尝试离开新加坡，就会被日本宪兵抓去关起来并受盘问，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1945年8月6日，突然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这个消息只出现在8月l1日的《昭南新闻》上，而且是刊在报头栏．内容是“日本抗议广岛于上星期一被一种新式炸弹攻击”。可是，那些收听过英国广播公司短波广播的人已经把消息传开去，说日本遭到一种威力强大、具辐射性的新型武器攻击。我们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广播，并宣布日本投降。我们几乎马上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许多人收听同盟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这个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闻》上，而且还是在刊载日皇“诏书”全文时才透露出来的。这场战争终于在没有进一步厮杀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侥幸得救，避免了一场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灵涂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广播之后三个星期，还没有英军登陆的迹象。英军原本谨慎地拟定了反攻计划，并准备苦战一场。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个月前英军投降，日军尚未有效控制局势时的情形不同。跟英军相反，日军并未被击败．士气也不低落。虽然他们感到泄气和慌乱，却仍然控制着局势，而且有力量可以伤害我们。当本地人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公然庆祝日本战败时，日本兵经过，往往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掌。日军原本以为英军会跟他们算账，并因他们干下种种罪行而予以惩罚。他们也担心在英军抵达时，本地人会攻击日本军官。据说，有人听到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原来有几名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杀或是较不痛苦地饮弹自尽。本地人可说很幸运。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未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昭南岛厚生科长筱崎护的一篇告市民书。他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接受。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大多数人倒是循规蹈矩，不敢胡来。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点是，这一次警察出现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军密切合作的人，都设法逃走，好多逃到内地躲起来。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军会谅解他们的处境，他们当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这时候，市面上传出一些可怕的谣言，例如：巴西班让的马来人准备在英军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鲁屠杀华人，据说这些马来人曾经跟日本人勾结。幸亏什么事也没发生，倒是发生了不少为报复而shā • rén的事件。但是社会秩序还算不错。大举抢劫的事不曾发生，跟当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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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dú • lì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七章日治时期的教育

第七章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它变得珍贵了，人们只得把用钝了的在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专业技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了。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管药物和má • zuì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在日治时期头10个月里，人们常常看到日军把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押到市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战俘们会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妇送些面包、罐头、粮食和钱给他们。华人非常同情他们。他们瘦多了，拘留使他们身体衰弱，他们的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到1942年末，战俘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后几乎绝迹。人们相信他们被送到泰国、印尼和日本服劳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们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头，一条条肋骨凸显可数。他们是到缅甸修筑铁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髋骨毕露，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脚。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虏来得严重。

我相信日军残酷成性，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军和澳大利亚军，认为他们不像日军那样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