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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她去世之前，两个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于我将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便，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也分成前后两部分，后半部是厨房、储藏室、车库和户外厕所。我们1935年底搬进去。第二年正月书院开学时，我们已经住在市区了。

当年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现在依然如此。书院是以创办人命名的。1823年4月，莱佛士在离开新加坡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说，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读可兰经的马来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族学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这些学校都办得不出色。他准备设立一所学府。关于这所学府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在会上，莱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

他拨出一块靠近海边的土地，立即动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还没建好，就弃置一旁。尽管开始时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它却发展成为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小批知识丰富的杰出学生，其中好些获得“女皇奖学金”，到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和其他英国学府修读医学、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高才生进人了莱佛士书院。录取标准以成绩为根据，学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子弟，有些来自马来半岛。早期校长是英国人，办学方式模仿英国公学。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学校那样。“宿舍”共有五座，全以历届校长命名。英国公学有真正的宿舍，学生跟舍监住在一起；莱佛士书院是日间学校，没有宿舍。尽管如此，校方鼓励我们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

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为应付在英帝国各地举行的剑桥初级文凭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而制订的。学生分别在15岁和17岁应试。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是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编自英国学校所用的课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多年后我遇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远岛屿的共和联邦领袖时，发现他们也用同一课本，接受同样的训练，而且能够同样引述莎士比亚戏剧里辞藻华丽的段落。

中学分四个等级：6号、7号，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很好，英语基础很扎实。6号班结束时成绩中上，升上7号A班。念7号期间，我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进入前三名。上课时我还是不太专注，靠偷看坐我旁边的同学张家良的笔记赶上老师的进度。家良笔记写得很工整，但会用双手盖住不让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年的级任老师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赞扬与鼓励的话：“哈里李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道：

“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

——C．H．科茨”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劝我搞专业。于是我很早便一心要当律师，当专业人士，不替别人打工。

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在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期间，我隐约感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1938年出现了慕尼黑危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9年9月我们正在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报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德军侵入波兰，英国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紧接着是宣战，但那是一场离我们很远的战争。据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唯一激动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驻扎在中央医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国统率的印度军队哗变；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这一次，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离我们不远了。我的剑桥初级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飞行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他回英国参加皇家空军。后来听说他在作战中牺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伤。欧洲战事最触动我的心弦的莫过于此。这位闯劲十足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的死，正像我在电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