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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蒙语吧。”左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得了，得了。”左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凹凸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特说：“这个人会讲13种语言，在中国住了15年。”

左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fǎn • dòng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里哈尔德·左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坐在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定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左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左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获取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尺，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阪是东条的人，他们曾一起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大阪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监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阪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就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及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死。

大阪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于是一场大的逮捕开始了。过了3天，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被捕。这件政治大丑闻一下传开了，好像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在逮捕尾崎秀实之后，法相岩村签署了拘捕外务省一公爵的拘票。公爵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根据法相的命令拘捕了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是岩村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左尔格。这需要更大的人物签字。拘捕左尔格的命令是首相东条亲自签署的。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工作。在德国商人马克斯·克劳森(拉姆扎报务员)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秀实和左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左尔格家里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逮捕后过了两年，1943年9月，才对潜伏日本多年的地下组织拉姆扎的成员正式开庭审判。左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和宫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宫城由于肺病很重，已经奄奄一息；武凯利奇也是生命垂危。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但都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