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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他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甘粕充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入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三课的片仓衷和第二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分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其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例如，伪滨省保安局，设于哈尔滨市，下设三个股，外设“邮检”、“防电”两个班，其中邮检班对外名称是“冈田洋行”。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设于沈阳市，以“姜满洋行”为掩护，有9个特谍班，40余人。城内育美屋书店、劝业商场内之秋江书店、协和街前英国领事馆址均为特务据点。他们还在加茂街的“敷岛寮”和北陵警察学校内设有秘密监狱。
保安局作为伪满警察机构内部的特务组织，有两方面的任务，即所谓“谍报”和“防谍”。这就是一方面通过派遣、监听等手段刺探和搜集中国、苏联、蒙古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并掌管国境警戒、国境地带检查、治安管理，等等；另一方面侦察和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shen • yin、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这样干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他们的口号是推行“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即把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放到这方面来。自1933年初，日伪军就在临江、通化、辑安、桓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参加这一行动的日、伪军达3万多人。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至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日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篦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实行武装“肃正”和“清剿”的同时，还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中央治安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和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主要是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奸武装“自卫团”，调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fǎn • dòng宣传。
日寇妄图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1936年，建集团部落3261个，到1938年共达12565个。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群众大施淫威、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归屯并户和制造无人区是同一过程。1934年至1936年，仅通化县即因归屯并户损失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1939年，日伪军在哈绥线实行大扫荡，方正、依兰、抚远等地均遭烧杀，仅抚远县就有6000户被烧，形成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伪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带，60万户民房全部被毁。同年，日伪军在热河滦平、平宁、兴隆、青龙等地，将10户甚至上百户的村庄全部烧毁。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各地情况不一。伪间岛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的集团部落情况是，部落的纵横各为200米左右，占地5—6公顷，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通化地区的集团部落，通常都是100米见方，在外围挖土壕，壕内筑土墙，在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部落四周还有炮楼。北满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大，炮楼也较大。伪热河省归屯并户搞得更为激烈。该省的集团部落，多筑以石墙，其上加设两道铁丝网。每隔100米设一座炮楼。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分为三五十户，多者百余户。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许多都是草棚子和地窨子。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集团部落”传染病蔓延情况十分严重，通化县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08人。传染病的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日伪对部落的统治十分严酷，一般在部落中央都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百般勒索和刁难。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村而受害的达500万人，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10。
为了加强战时法西斯统治，东条英机及其同伙肆无忌惮地把抗日武装力量活动的地区，搞成彻底的无人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在这样的区域内，若无区、村长和警察署长联名签署的通行证，禁止通行或居住，不准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运送任何物资，违者逮捕或枪杀。此外，日伪还颁布了所谓《治安维持法》和《时局特别刑法》，对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仅据4名日本宪兵、6名伪满警察、6名伪铁警和1名伪满宪兵的招供，他们亲自参与和闻知的暴行就有：逮捕165650人，投狱41308人，处死565人。这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仅是几个人的所见所闻。
第一部分武士世家第6节腥风血雨(2)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著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前者由石井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第七三一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一带，建有庞大的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储存大量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守秘密。部队占地超过75平方公里，拥有3000多工作人员。“第一○○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第七三一部队与第一○○部队，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这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以及其他细菌。在研制过程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设有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第七三一部队还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如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石井式飞机弹”，等等。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规模庞大。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说，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细菌。
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起见，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第七三一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日寇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员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这些细菌部队，除了用活人进行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之外，还广泛进行冰冻活人四肢的试验。第七三一部队在做这种试验时，每次用2—10人不等。中国战俘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放在水桶里，然后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再带到监狱实验室里。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被割去四肢，直至死亡。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1940年夏，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结果使该地区发生疫病，造成大量死亡。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七三一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