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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敷衍塞责的态度。中央研究机构方面要加强起来拟建一个政法研究会，其次，再搞一个财经研究会，再次文教委员会，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可以这样做，干部政策方面，我们中央很对不起大家，目前还不能具备建立专门的人事机构的条件。今后民主党派的干部由民主党派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会慢慢健全起来，对地方干部要加强培养提拔，配以职称。宣传方面，五七、五八年主要以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为中心工作。另外，盟务、简报的工作也都要做好。总之，靠中央力量不够，则靠地方协助；地方不够处，中央要大力支持。我们要向地方学习，把太平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搞出名堂！”罗隆基也讲了话，说：“我们的会，温暖够，批评不够。我们的民盟的进步是有的，进步从哪里来？进步是因为有了从下而上的批评。”四月三日上午，在和平宾馆一楼后厅召开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会，罗隆基主持，父亲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一、中央工作有些进步，从去年确立领导，四个副主席加上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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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小组。我们几个基本一致，有过同当，有功同赏。每周开几次会。去年试验搞检查，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当然，这样做还是不够，以后要加强。二、全国的盟员增加了九千多，地方同志很辛苦。我们表示感谢！三、有些问题是理论性的，比如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存在，它不止关系到我们少数人的政治生活前途或是三万盟员问题，而是联系到中国人民政治生活问题。现在的中国有三样新东西，一是农业合作化，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再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中国的民主党派，除了民盟、农工民主党，其它党派的成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发起的。成立民主建国会时，中共向民盟借了二十几个人去。解放后，中共全面领导，政治、组织领导，交叉干部、兼职干部等问题都产生了。去年，máo • zhǔ • x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民主党派组织dú • lì，政治自主。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也是民主党派的任务，也是中国民主生活方式之一。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实际已经发展，而思想还停滞在过去。máo • zhǔ • xí说马列主义有很多话没讲，很多问题是历史潮流推动出来的，而历史的彻底改变，要一个长的时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美的。我们民主党派的产生、性质和发展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要知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也有斗争。不少人怀疑，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搞不通。民盟盟员多，影响大，多大知识分子，尤其要加强思想认识。今天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干部问题，兼职问题，交叉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过去有问题找统战部，今天请示我们的民盟中央。大事要共同研究，什幺马都骑就会弄成五马分尸。民盟的代表性人物要统筹安排，但要准备新的人物代替。民主党派没有太子，也没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所以，我们的人事安排是个不断需要研究的问题。另外，中国有三大落后，落后之一就是文化落后。而向科学进军就能解决文化落后。民盟面对知识分子，包括大知识分子，今年我们和文教部门合作，做出成绩来，五八年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就是搞文化科学的一部分，重点突破。把工作做好了，组织发展也就不成问题。”

父亲讲完话，史良紧接着说：“章副主席对民主党派工作有专门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刚才的讲话值得大家研究。”四月四日上午，父亲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做“访问东欧六国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生活是存在很多困难，需要我们来解决的。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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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有文化生活，思想生活就会提高，自由、民主就来了，人的尊严问题就来了，这都是问题。要做到真正民主不是容易的，民主生活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还要创造。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民盟是知识分子的集团，都是有学问的人，有权威的人，在我们力量所及，应担负起这个任务，在学术方面搞起一个高潮来。”

当晚，民盟全国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由胡愈之主持。当大家议论发展组织工作问题时，父亲说：“从全国看，我们的发展是合乎民主党派发展规律的。在肃反以前几个大运动，如果发展太多，那一定有很多头痛和麻烦的问题。今天情况变了，多做些发展工作是应该的、必要的。我过去就是主张积极发展的，我还主张发展青年，但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

当胡愈之谈到大家对中心工作意见很多，要求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进去的问题时，父亲说："今天我们是练习民主，过去认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不大吃香，自máo • zhǔ • x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民主党派又吃香了。民主是不简单的，民主要能听别人的话。为什幺民盟的中心工作不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三方面的情况：一、互相监督是双方面的，我们还有些困难和不习惯。二、máo • zhǔ • x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这也是困难的一面。三、如果民盟大喊监督，各民主党派都大提倡互相监督，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抵触，这将产生很多困难和问题。"

四月五日上午，父亲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说："现在讲民主还不习惯。因为我们中国是由封建专制一下子就跳到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文明的，比封建阶级的野蛮专政进了一大步。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所以在这一段讲民主就很难讲得起来。昨晚民盟争论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说民盟是大知识分子集体，应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重点工作，一部分人同意；但另一部分的意见主张把'互相监督'也作为工作重点，我不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的工作是中共展开民主运动的一个措施。我们如以此作为重点贯彻，不然会影响目前整个政治生活。因为共产党内高级干部中对此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思想不通······今后发扬民主是稳步的，要在中共内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改变了时，才可以更好地贯彻。我们要保卫民主，使民主健全地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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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受波动，受损害。某地一个人来找我，他在肃反运动中搞了十一个月，被打的遍体鳞伤，来京申冤。我呢，我只能请他吃餐饭，安慰他一番。"讲到国际形式的时候，父亲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浅薄无聊。日本、德国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是有活力的！"

后来，父亲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幺一钱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说过，中国（指中华民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问什幺这幺说？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四月八日，父亲主持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并致开幕词。他说："民主生活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在摸索，还在创造。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各有他的民主生活内容。但我们不能完全照他们的办法。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党派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长期间发展起来的；第二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很复杂，许多具体情况与波兰、捷克等国家不同。

我们的政治生活在不断变化，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民主生活更日新月异，组织和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有密切关系，有许多共产党员一开始就交叉了民主党派，往后民主党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参加了共产党，现在由于新的方针的提出，这些人都要逐步撤回去，有些人已经撤回。这是一种趋势，我们首先要对此有所认识，要有对策。我之所以一再提出，是要大家用当家做主的精神办好党的工作，把责任担负起来，意思就在这里。"

父亲还在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前进报》第十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平凡之谈》的短文，他写道："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我党的历史是较长的。它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贡献。但它也有很多弱点，需要我们用力克服。我们已经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要为党增加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的领导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京的农工党中央举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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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父亲又作长篇讲话。他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幺？穿什幺？我们常说很多国家伸手向美国要美金。其实，也有不少国家伸手向苏联要卢布呀！老实说，哪个国家都是很现实的，没有钱，谁跟你跑？象东德、波兰、捷克。

还不是在那里向苏联伸手，但苏联哪有这幺多卢布给他们？于是，中国的责任就更加重了。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幺办？我看中国儒家那套‘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是有用的，不过要加上新的内容。我看马列主义还是少说一点，因为马列主义不能吃，也不能穿。二、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帝王就是如此，革命就是大杀。不狠当不了英雄！

大家查查历史，刘邦一得到天下，把那些武官都砍了。朱元璋更凶，一得天下，不但武官砍了，文官也砍，因为武官会造反，文人还可以给武人出主意。斯大林也是这样，等到他一掌握大权后，把过去的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杀了。今天看起来，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些人，当时与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存在分歧，例如对富农的问题。一个要消灭富农，一个是要暂时对富农让步。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三、máo • zé • dōng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

“很多共产党看不起民主党派，这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幺多人呀！所以，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了。但都是理发店，都是为人民服务呀。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很多共产党员就不懂这个道理。老实说，我们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员的。”

从四月份起，从国家体制，即科学研究和高等院校两个领域的问题入手，民盟中央开始进入了帮助中共整风的实干阶段。四月八日，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招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章罗二人特地邀请盟外科学家钱学森、李宗恩参加。座谈会的问题如下：一、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力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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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安排。地方是否也需要科学研究机构？二、中央各部门质之间力量如何摆的问题，如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重。四、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设置科学基金问题。

章伯钧、罗隆基决定通过《争鸣》月刊展开科学体制、高校党委负责制问题进行讨论。先后于四月九日和二十四日发出征稿通知，对象主要是科学家，教授，专家。许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发表在第五期、六期的《争鸣》（十余名撰稿人后被划为右派）。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对于非共产党员有如下指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自由退出。”

四月三十日，máo • zé • dōng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涉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máo • zé • dōng深知这些话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党外呼声。它们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不仅有利于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能证明中共是践行政治诺言的。讲到“有职有权”问题，máo • zé • dōng展现出开国君王的宽大襟怀，笑眯眯地把眼光投向台下端坐的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无党派人士）许德珩（时任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席），问：“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

如此一问，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不等马、许二人回答，他就下了定语：“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谈到高校，máo • zé • dōng说：“大学校的管理机构应如何办？可以找一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