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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口要上洗手间，走到后厅，那里正好站着一位服务生。

“对不起，先生，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小姐，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服务生非常礼貌地问我。

“我的一位同事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容易昏倒。他去了洗手间，有三十分钟没回来，能不能麻烦你进去替我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您等着。”

我告诉了他沥川的相貌特征。他推门进去，很快就出来了：“那位先生可能是喝多了，吐得很厉害呢。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说不要。”

看来餐厅里经常有人醉吐，服务生一脸见怪不怪的神情。

“卫生间里还有别的人吗？”我又问。

“没有。”

“能不能帮个忙？”我递给他五十块钱，“请你替我看着他。如果他不能走路，麻烦你扶他一把。如果事态严重，我得送他去医院。”

“好的。”

我一直守在洗手间的门外，想起在苏黎士的那天我们去Kunststuben吃饭，吃到一半他也去了洗手间，很长时间。回来之后，再也不动刀叉了。估计那时他就在吐，只是不肯让我知道。

又过了二十分钟，门终于开了，沥川低着头走出来。

看见我，没说话。径直坐在我身边的沙发上。

“沥川，你得回去休息，或者去医院。”

“能替我弄杯水吗？”他惨兮兮地说。

我去拿了矿泉水，蹲到他面前，给他倒了一小杯。他从怀里掏出止吐的药片，努力吞了一口水，还没吞完就“哇”地连药片一起吐了，我正好站在他面前，就吐了我一身，幸好没溅到我的脸上。

我闭上眼。虽然这是沥川的余沥。余沥就是余沥，一点也不美。

“对不起……”他到荷包里摸手绢。我拦住他，把他按在沙发上，又递给他一杯水：“吃药，坐着别动。”

我脱掉外套，去餐厅找到他的司机，又悄悄向江总解释了一下。司机从后座拿出轮椅，将沥川送到车上。

我在路上给René打电话，问需不需要送沥川去医院。他说不需要，让我们送他回宾馆。汽车停在了东二环路的港奥中心瑞士酒店，René已在楼下等着我们了。

我们一起把昏睡的沥川送回卧室。René帮他换上睡衣。沥川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是说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吗？”回到客厅，René问我，“Alex怎么去了一整天？”

“也许今天是第一天，他不想走太早？”

René端着咖啡，心烦意乱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René，沥川为什么老想吐？今天他都吐了两次了。”

“Alex每天都要吃一种药，那药对胃刺激挺大，所以老想吐。此外，他还很容易疲劳，动不动就犯困。”

我想起了以前他每天早上吃的那种白色的药丸：“是那个增强骨质的药吗？”

“不是。”

“那药能不吃吗？”

“不能。不过他可以再吃Phernergan。”

“Phernergan？”

“一种止吐的药。也有副作用，会降低血压，他容易昏倒。”

我抽了一口凉气：“那他岂不是天天都想吐？天天吃不下饭？”

René苦笑：“你说得没错。Alex挺顽强的，吐了吃，吃了吐，一天吃无数次饭，所以，他看上去还不是很瘦，是不是？不然早成白骨精了。”

“René,”我说，“沥川这样子我挺不放心的，今天晚上，我得在这里陪着他。”

“这……Alex不会同意的。”

“Alex睡着了。”

René想了想，说：“那好，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我回隔壁读资料，有事你来敲门吧。”

送他到门口，我又问：“看样子沥川的病根本没好多少，为什么你们又要回北京？留在瑞士不是更好吗？在北京事儿多，他不得休息。医疗条件估计也跟不上。”

“一家子人都反对他来，是沥川坚持要来的。”

罪过。沥川回来，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诺言。可是，这个傻子，诺言不应该比许诺的人更重要啊！

我急忙说：“那我劝他吧。”

他看着我，忽然叹了一口气：“不用劝了。安妮。沥川不打算回瑞士了。他说，他喜欢北京，会永远留在这里。”

说这话时，他的嗓音微微发颤。还想说什么，终于什么也没说，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