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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优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饨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译后记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但他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

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群星灿烂，各放异彩。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同年四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出版，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S-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忆菲氏时写道：“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些评价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澜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镣乱，神魂颠倒。菲氏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们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直到今天，《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美国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

我对菲茨杰拉德毫无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却有一段陰差阳错的“因缘”。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之聘，从美国回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册英美文学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不时来串门地聊天，或是借书看。十二月间，全国高等学府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燕京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检讨。轮到我上场那天，一个男生积极分子跳了起来，一手举起一本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了一跳，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摈。原来是一本很旧的英文袖珍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怞了一口冷气，心里想，“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

由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