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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从心里面就反感这种指定唯一教材的做法，明清八股取士，其实八股文的形式并不足以为害千古，真正为害千古的，是所有经文的解释，都必须来自于朱熹的理解，这样才会严重束缚读书人的思考。这一点石越心里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算是其始作俑者。

虽然反对，但是想要正面辩论，以王安石、吕惠卿对经义的了解程度，石越根本不是对手，他也不会自取其辱。至于和皇帝谈论统一思想的害处，那实在是对皇帝要求太高了，赵顼绝对不会反对统一思想，实际上自有人类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希望别人能接受自己的思想。

好在《三经新义》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编成的，所以石越还有时间去想对策，何况这也不是最出乎石越意料的事情。

最让石越吃惊的事情，是王安石提请皇帝，中书门下省要创办机关报《新义报》！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诞生，石越不太明白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是自己对这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有了一丝成就感，还是政敌越来越聪明带来的忧虑感，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件事没有人说得清楚。

石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安石要创办《新义报》，其目的绝非为了促进言论自由与新闻监督，而是明显的要利用巨大的行政资源来影响舆论，攻击反对者，以求顺利的推行新法。《新义报》从一开始，就注定它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其影响绝对不会比《汴京新闻》要低。

“丞相，石越对于办报纸一定很在行，既然中书省想办《新义报》，朕以为就让石越主编如何？”赵顼很容易被王安石说服，同意了办《新义报》的主张，同样，他很容易的想到了石越。

“陛下，臣以为石越在中书省检正三房公事，事务烦忙，又要顾及白水潭学院诸事，恐无暇脱身。臣推荐许将、彭汝砺、许安世三人为编辑，陆佃为主编，必然不负陛下所托。”王安石从容的把石越从《新义报》中踢开了。他举荐的三个人，全部是状元出身，其中许将更是文采出众，深受赵顼器重，曾经免试为知制诰，三日三迁。而彭汝砺也是深受王安石器重，做过国子直讲，为人正直敢言；许安世则是陆佃的学生，陆佃又是王安石的学生。（阿越按：陆佃此人，或者不甚著名，但他孙子陆游，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此超强大的阵营，皇帝还有什么怀疑的理由，自然照准。而《新义报》单单是三个状元做编辑，就足够先声夺人了，在当时的状元，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石越虽然无法理解，却是相当明白的。

当李丁文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吕惠卿，真聪明之士。”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五日，晴，《新义报》创刊，首发十万份，其中由驿亭送往全国各路郡县州军官员的报纸占两万份，汴京城卖掉八万份，超过《汴京新闻》，成为大宋第一大报。

第十节吕氏复出（中）

做为官方报纸的《新义报》（正式的名称是《皇宋新义报》），影响力远远超过《汴京新闻》，虽然模仿《汴京新闻》的体例，但是这份报纸的特殊身份，无疑使它具有了官方喉舌的意义。因此对报纸的控制权，同样会牵动许多人敏感的神经。

在《新义报》创刊三天之后，已经身为经义局编撰的王雱被任命《新义报》副主编，成为《新义报》的太上编辑，因为《新义报》完全是一个新生的机构，而且不涉及具体的政务，因此王雱并无回避的必要——虽然冯京提出宰相子侄最好回避，但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而石越则被突如其来的事务给忙疯了，王韶不断的要钱要粮要兵器要衣服，冬天就要到来，将士们没有寒衣怎么行？一方面要和文彦博这个老头子沟通，一方面要小心处理王安石的关系，还要去军器监这个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和吕惠卿这个笑容可掬的家伙打交道，石越一天差不多有半天时间是在马车上。幸好曾布和自己关系不错，和三司那边的沟通还算比较顺畅。

吕惠卿办起事来很痛快，处事利索，让石越很是欣赏，而且对人和气，很多时候，石越都有点怀疑《宋史》把这个男子名列《奸臣传》，是不是出于成见。

“眼见一天天入冬，从各地都作坊调集寒衣，时间上只怕来不及。将士们受冻，影响战局，不是小事。”吕惠卿沉吟道。

石越不动声色的看着吕惠卿，调集不了应有的寒衣，不是他的责任，吕惠卿如果想向他石越诉苦，只怕是找错了对象。

“京师的绢、布、棉花也不能全部征购完了，十月一到，就有例行的赏赐，数十万禁军，上万的官员，还有数十万户的老百姓，都需要这些东西过冬。到时候汴水冻冰，漕运不通，说什么都有点来不及，毕竟京师是根本之地。军器监我才上任，之前的准备不充分，我也很为难。”吕惠卿向石越摊摊手。

石越却不去看他，把目光转向文彦博，果然，文彦博急道：“兵者，国之大事。从陕西调集一些，四川来的全部运往前线，再加京师的储备，应当够了吧？”

吕惠卿摇了摇头，“军器监的储备，不到两万。可是因为胄案改军器监，又接连出了事情，没有人理会到这件事情，当时正是盛夏，谁会去想冬衣呢。”

王安石望了望政事堂外的那棵大树，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