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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以及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1775年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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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引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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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Elgin,1811—1863）决定焚毁圆明园，主要原因就是知道清帝宝贝圆明园之深，故要焚之而使其痛。咸丰得报，果然痛心疾首，不久以三十岁之英年，客死热河。圆明园之毁对清廷的打击固不止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的怀念，均情见乎辞，甚至不顾众议，表达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更掺杂了强烈的国仇家恨情绪。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修园，要比在盛世修园，更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财力已经枯竭，根本无力修园。然而年轻的同治皇帝，在个人的期待跟母后的压力下，居然一意孤行，流露对圆明园无可排解的怀念之情，以及想要恢复旧时御园难以克制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