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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宫苑的兴起/10

园林艺术的成熟/13

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16

第二章圆明园的布局27

圆明园本园的景观结构/31

环福海景色/49

第三章圆明园的扩充57

长春园的兴建/57

中国的凡尔赛宫/71

圆明本园内更多的扩建/83

绮春园一瞥/87

第二部历史

第四章圆明园的兴起95

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96

圆明园的黄金岁月/105

英使马戛尔尼来访/111

荷兰使节团来访/121

阿美士德使节团来访/125

圆明园的黄昏岁月/129

第五章圆明园的组织与功能143

园政及其运作/143

圆明园内的器皿库/151

罪与罚/153

第六章皇家在圆明园的起居167

乾隆一天的作息/168

皇家膳食/170

嬉戏与娱乐/179

第七章洗劫与焚毁187

山雨欲来风满楼/187

掠夺/195

火烧圆明园/209

余波/224

第八章重修与最后的破坏237

荒凉的圆明园之旅/237

一心一意想要修复残园/242

清漪园的重生/258

再度沧桑与后果/269

后记：圆明园遗址公园281

参考书目293

索引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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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简体版弁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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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译本《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吴兴元先生即与我联络，非常热心地要出大陆简体字版，并先后向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与麦田出版社购得出版权。不到几个月，简体版的校样已经印出，增加了不少图片，改正了一些笔误，印制也大方美观。我对小吴的敬业与诚恳，表示感谢。

此书原由英文写作1，当然要顺着英文的语法与思路写；然而由英文译成中文，译者往往不能完全摆脱原来的语法与思路的羁绊，以便转化为道地的中文，读来不免有点别扭。我于审订译稿时，虽多加润饰，但难以改头换面，此次校阅简体校样，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订。我若用中文写此书，写法肯定会大不相同，不仅文字而且谋篇都会很不一样。

我们华人碰触到圆明园，大都会带点民族情绪2，从当年亲眼看到圆明园起火的陈宝箴，目击英法联军烧、杀、抢、奸的李慈铭，到近代变法家康有为，保守派作家林纾，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诗人顾随，学者向达，将军张爱萍，各人思想背景虽异，对名园遭外来暴力所毁，莫不痛心疾首，都感到莫大的屈辱与悲愤。我个人初访荒芜的圆明园时，也不免触景生情，很能体会前人的悲愤，曾调寄《水龙吟》一阙：

名园早已荒芜，百年憾事今难状，天津失守，北京易手，皇城焚掠。壮丽成空，火龙吞树，残垣相望，叹金楼凤阁，都成劫烬，寻陈迹，空惆怅。

闻道旧园新造，乍听之心情波荡，山林仍在，玉泉滋润，清流可畅。只欠东风，吹开帘幕，碧湖涟涨，愿天公眷佑，长春不谢，坐圆明舫。

当时填词的心情仍希望能重现圆明园的昔日光辉，然而当写书时，已感到重修圆明园之无意义，最大的问题尚不是财源，而是技艺失传。再者，即使财、艺俱备，再造出来的圆明园也是假的，还不如好好整理与保存真实的遗迹。圆明园虽称“万园之园”不误，但其不同于万园，正因其具有异于寻常的兴亡痛史。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特别令人低回，起遐想之处。圆明园遗址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

我在写圆明园遭遇到洗劫与焚毁一章时，力求作一个“无情的历史书写者”（dispassionatehistorian）；然而，不容置疑的史实与普世价值诏示我们，抢劫以及焚烧圆明园都是难以自圆其说、难辞其咎的行为。最近香港大学英文系一位副教授为文指出，下令焚毁圆明园的第八代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即曾破坏文物，将希腊“帕提侬神庙”（Parthenon）里的塑雕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伟大的诗人拜伦（LordBaron）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极爱希腊，故痛恨之至，因而要“让仇恨[永远]追索他（额尔金）的贪念”（Mayhatepursuehissacrilegiouslust!）。半世纪后，儿子走父亲的老路，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烧了。这位作者觉得，从希腊被盗的石像到圆明园的废墟，对之必须作道德的批判，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来合理化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不道德的”，因其乃人类共同记忆中非人性的案例，必须谴责。3

当年写作此书时当然有未见的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然今已数字化，极易引用；其中有关圆明园者至少有192笔，诸如乾隆九年元月总管内务府“谘典籍厅奉上谕，新岁朕奉皇太后驻跸圆明园，所有灯节恭进皇太后筵宴及赐蒙古王等筵宴，应照旧举行”；乾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傅恒奏：“辛未科庶吉士散馆，拟于十月四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伏候谕旨”；乾隆十八年大学士陈世倌奏报：“西洋波尔多噶尔亚国进贡来使巴哲格，应赍方物进献，据钦天监择吉至日，带领来使至圆明园进献，恭候内廷收讫，知会内务府等所，有赐宴等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礼部“移会典籍厅，所有二十日正大光明殿筵宴其应行入宴之朝鲜等生番，在京一品文武大臣，外省提督巡抚，衍圣公，照例于是日五鼓，前往圆明园入宴”；道光十六年四月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本年丙申恩科典试，皇上驻跸圆明园，相应预行知会各衙门，凡开列读卷大臣务于四月二十日黎明各咸集圆明园，听候钦点”；道光二十年翰林院“谘稽察房奉上谕，庶吉士于四月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考试”；同年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为本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诣绮春园进表行礼”；嘉庆十年七月十八日圆明园“谘典籍厅为库掌伊萨布等呈，称皇上谒陵，请照例谘行各衙门于圆明园大宫门两边各部院衙门朝房，派人前来看守，并将人役花名谘覆本处”。类此档案文献均可补充本书所述，圆明园除游乐以外，颇有繁忙的公务活动。

内阁大库档案也为本书所述圆明园里的“罪与罚”提供新的例子，如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公兆德家人成禄在圆明园用刀戳伤袁朝礼并致死，刑部请旨将成禄即行正法。此未必是谋杀案，但不论动机为何，伤人致死按当时shā • rén偿命的原则，被判死刑不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