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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段话的前一句是常态，也是交际花摆脱纠缠过甚的仰慕者的手段，但后一句话却非同寻常，因为交际花榨取“老斗”的冤钱时，通常总是说“身上背着多少债”，而不是“背着多少事”。战争期间，租界里来历不明的人太多了，他与蓝小姐只相识半年，也没对她认真调查过，无从判断她自己讲述的身世是否是她真实的来历，所以，即便他有意与蓝小姐“私奔”，也必须得弄清楚她的底细才好。不过他心中清楚得很，就算是蓝小姐的身世清白，他也根本无权和任何人“私奔”，因为上级领导安排他在英租界工作，他即使私自挪到相邻的法租界也是在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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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见冯九思走进交通饭店，杨炳新摘下呢帽抹了一把满头的汗水。方才大街上很清净，洋车夫脱掉棉袍放在车厢里，拉着冯九思跑得很快，但杨炳新却不能抱着棉袍拿着呢帽，只穿短衣裳跟在洋车后边猛跑，否则很可能会被看街的巡捕拦下盘查。同时他也感觉到，冯九思必定是故意难为他，给他喝的那杯苦东西此时已经开始在他没食的肚子里闹了起来，让他心头砰砰直跳，头上身上冒起了虚汗。这家伙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他心中恨道。

临来之前上级领导交代得清清楚楚，说冯九思还在限制使用当中，你必须得谨慎行事。但领导也没说冯九思根本不可信任，需要他跟踪调查。

不过，他自己却认为，虽然领导办事讲证据，但冯九思这样的滑头却不是寻常证据可以拿得住的。他的义弟“狸猫”，那是个多么英俊潇洒，聪明能干的同志，把性命都肯交给他，他也同样肯把性命交给义弟，只因为冯九思这个混蛋事后在起爆器上做了手脚，这才误导上级，让他们相信是义弟犯下了错误。同时他也知道，义弟“狸猫”向来是个办事精细，心灵手巧的好同志，执行过多次爆炸任务，经验丰富，不可能会出现这种笨拙的错误。不幸的是，自从“吉田事件”之后，他这可怜的义弟就给毁了，未婚妻也弃他而去，不出一个月，他终于支持不住，在执行任务时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可都是冯九思害的，这个混蛋弄虚作假，伪造证据，栽赃陷害，小资产阶级不值得信任，结果逼得他义弟活不下去了。

头上的汗又落下去一些，他抹了抹，这才走进交通饭店，对管事的说要找冯九思冯先生。管事的厌恶地扫了一眼他这身衣服，将嘴撇到耳根上说：“蓝小姐能让你这种人进她的屋？”他又问是几号房，回答是505。他坐电梯来到二楼，又步行到四楼查看405房间的位置，没再上五楼，下来抄了饭店的电话号码便离开了。跟交际花厮混肯定不是党组织交给冯九思的任务，杨炳新心里越发地瞧不上这位“同志”了。

他的衣袋里只有十几个铜元，折合联银券不到两毛钱，舍不得坐电车，便沿着法租界梨栈大街往北走，穿过日租界旭街和华界东马路，然后过河，再折而向西，走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来到货场。他心下不禁担忧，这会儿已经很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活干。货场管事的一见他穿着棉袍便打哈哈说：“你今天人物啦，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他问还有什么活可干，管事的说：“你小子是‘人走时气，马走膘’，那边卸煤，俩人一车皮，有个小子正耍单儿哪！”

他找管事的借了大铁锹，脱下棉袍和呢帽找块干净地方放下，又找了块半头砖压住，便爬上敞篷的运煤车。管事的在下边喊租铁锹可得两毛，被他顺手扬了一锹碎煤下去，管事的口中就只剩下骂娘了。在这个地方卖命可不比跟党内同志相处，不能斯文，更不能讲道理，他必须得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混蛋、坏蛋、二皮脸，但尽管这样，他也只能混上个半饱。

与他同卸一辆车皮的那人已经干了一阵子，见他上来，口中便骂骂咧咧地甩闲话说：“你可赶上‘俏档儿’了，捡现成便宜，有这巧劲怎么不去‘赶热被窝子’。”

他并没有回骂，因为那人确实在另外半截车厢已经干了不少，所以他只能紧紧手赶上那人的进度，也免得等一会自己这边的煤往那边流。只有等到他赶上那人的进度之后，他才有资格回嘴，这是规矩。但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常常会想起上党课时那位手捧外国厚书的老师说的话——工人阶级最有觉悟，于是他也就常常会怀疑老师是不是学艺不精，把外国话翻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