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3节（1/1）

白告知权力的内容。这样倒还可以避免像袁戴瞿等人的半谋逆的小团体。

至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明白无误的宣告了皇室阶层将逐渐退出权力中心，皇室除了拥有数目庞大的经济利益和大片的皇室产业之外，在权利层面将渐渐成为一个普通人，只是在荣誉上享有着全民的普高拥戴而已。

而将来慢慢就要开展的宣传攻势，也将逐步阐明皇室存在的价值，和皇室对于维持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的国家的重要性。

虽然这基本上是颠覆性的消息，但是一些内阁文官居们听了似乎都显得不怎么惊奇或是难过，相反他们倒有点高兴的样子，文官居阶层毕竟是受过英国人政治文化十来年的熏陶，加上整个国家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未来的历史趋向，否则我一旦龙驭宾天，国家将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

而梁启超也在最后一天的说明会上当众宣布他无意担任目前与鹿传霖竞争着的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虽然在北京和外省他都有着不少的支持者，与鹿传霖主要的各省支持者中难分伯仲，但他坚称作为国政研究的执行者和负责人之一，他不能担任这样的职务，包括议长的职务和大理寺正卿的职务，否则他将很难逃过以权谋私的嫌疑。

在场者也在我的带头下以掌声对他表示了敬意，并在我的提议下，一致通过了试行选举梁启超为北京地区选举人，也就是国会议员的提议。梁启超也成为中华帝国国会，第一个议员，并在我的第二个试行提议通过后，成为国会终身议员。

趁着这股热度，我也试行按照既定的皇家任命仪式，缺席任命了鹿传霖为新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当然这只是预备立宪，从今天起到1921年1月1日，我仍然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这段时期内，我将致力于完善这个未来的国体，和保证这个国体的顺德旅行而不落到野心家的手里。这是7月29日《中华时报》头版全文刊载的《钦定中华帝国预备立宪诏》开宗明义就讲明了的。

第四卷324章期待转机

行宪的消息是伴随这戴袁瞿三名大臣被软禁的消息一起传开的，没有公布他们的罪名，实际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去给他们安上什么特别的罪名，具体的原因帝国的政治界都只能靠猜测去领会了。

他们也是想通过行宪来扩大相权的，而我在7月21日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的举动也证明我并无对相权扩大的恐惧，所以很多人都有相当的疑惑，他们的目的与我并无二致，都是要建立起一个以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体为未来走向新的政治格局。

但为什么他们会被软禁在之前关押过宗室未遂zhèng • biàn的失败者的瀛台呢，事实上不仅仅是国内，就连国际上也在为着这件事情而猜测纷纷。而随着中国国家政体的变化，中国在近期的战争中的力场是否会出现某种偏差，以及未来是否会改变目前扩张性的对外政策，都是各国外交界感兴趣的重点。

国内的基调并没有完全确定，一大部分人认为戴袁瞿三大臣等人，是试图立即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并试图立即挑战我的权威，是以引发了我的雷霆震怒，并为了缓解国内的政治改革的压力，才有了其后的宣布预备立宪的举动。

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我这是出于公心，并且根据长期的经验表明，在目前混乱的世界局势下，只有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才有带领着帝国走向光明前景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陛下不能容忍戴袁瞿三人团所谋求的立即改变国家政体，立即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挑战的根本原因，因为皇帝陛下不认为他成为太上皇或者不掌握实权的皇帝之后，统治国家的总理大臣们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在乱世中继续从正确走向正确。

在一暗一明的政治动荡之后，指望完全没有政治流言传播是不现实的，中国人又向来有传播小道消息的习惯，所以一时之间，尽管报纸上对于预备立宪的基本概念和一些政治活跃阶层对于新制度的讨论。修改建议和一些细节方面的意见等等内容形成了一股新的话题浪潮，甚至盖过了即将在八月抵达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塔夫脱的热度的时候，整个京城的政界中高级官员们仍然对于这次政治生活中的震撼性大事保持了一个相对低调的缄默口径。这实在也怪不得他们，但凡在中国政界跌怕滚打过几年的人，都会习惯不急于对政治事件明确表态。因为那实在太过危险了，而且前车之鉴实在是多的数也数不过来。

沉默就是孕育流言的温床。所以在一个预定了几年后的政体制度后，从7月21日这一天开始，到1921年后的今天。这期间一共8年，称之为训政期。

训政期内，我仍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保证，才能够顺利的让这个国家完成过渡，否则等到我死后再去过渡，国家的前景就是灾难。在流言纷飞的时候，尽管要面临与太平洋彼岸另一个有能力决定这个星球未来的国家的领袖的碰面，但是我仍然要持续的在宣传机器上陆续释放出一定的权力构架变更的信号。

7月23日，刚刚抵达北京的鹿传霖进宫谒见，领旨全权处理国家军政大事，并受权在七日内完成组阁，而初步的组阁名单他早就通过电报送到了北京，内阁总理副大臣一人他提名载洸兼任。而其他各部基本维持不动，显示了他初入京师忐忑不安的心情。

这份内阁名单我当然是不能满意的，这显然是他恐惧心态的结果，当然经过换位思考后，我也能理解他的心理，毕竟这十几二十年来，北京城里的历次动荡和一次次的血腥的政治斗争，让谁都不敢轻易的对突然如从天降的内阁总理大臣职位和伴随着这个职位而来的巨大的权力信以为真而得意忘形。鹿传霖的表现也是正常的老派大臣的表现罢了，而且他快八十岁的高龄和一生丰富的政治经验，让他知道他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已，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不可能是掌握在他手里的。所以他推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副总理人选，也就是载洸。根据预备立宪制度的规定，当总理大臣因故身亡后，由副总理大臣接任总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实现皇帝意图的机会。并且，从他的理解来说，把副总理人选定为皇家圣眷最深，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载洸，自己置身事外而将人权事权全部交给载洸，才是他这辈子忠心耿耿的为皇家服务的理念的延续。

我自然不会对他有所生气，实际上选择他和梁启超两个都不怎么符合我心目中总理人选的人物来在这个过渡期做总理，本身也是想在我训政期间给国会一个选举总理的机会的，如今到1921年还有八年，今年和明年整个国家大事还要由我完全掌握，而明年各省要完成国会议员的选举，到1915年正式经由国会选而出的新总理正式在我的弱辅政状况下掌承大权，并放手对内政外交进行施政。

鹿传霖这样的老家伙和梁启超这样的没有什么政治威望，但对整个宪政系统都十分了解的人物，正式配合我施行训政的极佳人选。

当然，在眼前看来，可不能让鹿传霖这一份传出去要给人更添话柄的内阁名单对外公布，而我还要施加一些具体的措施来显示我对万民施行宪政的诚意。

在7月25日，宣布了一个1915年之前的训政时间表之后，又接着对外宣布了对戴袁瞿三人及其支持者的无罪诏谕，但在诏谕中以较为明显地言辞表述了之前之所以对三人采取动作的原因乃是在于对国家负责。以及对他们三人妄图发动皇家军队去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斥责。但这次的处理一改过往的雷厉风行，而是宣布三人革去官职，贬为庶人，并剥夺了他们三人在实行宪制后的总理竞选资格和任官资格。

这才算让北京城里的政治流言稍微降温了一些，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