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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制有效率的秘密可以被描述为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的紧密联合和几乎完全的融合。而英国国家元首的角色比较特殊，他基本是一个政治象征。但是，这并不等于元首可有可无，事实上元首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突出的一个功能是充当政府与议会冲突的调解者。民众对王室发自内心的尊崇也是保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它使得中间阶层在更高阶层的影子里进行统治。所以，在议会制国家，元首也被人们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

胡汉民插话道：“大总统早说过了：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胡汉民开口全是大总统说，完全就是孙中山的一个传声筒。但是也可以制中的元首是个虚位，不是政治架构真正的核心；二、如果实行总理负责的内阁制，不能适应当前新旧政权转变时期的现实要求；三、我们不应该对大家共同推举出来的值得信任的人再设置这种防范的措施；四、我个人也不会屈从别人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神圣的摆设，从而耽误了革命的大事。因此，在孙中山制，于公于私他都是反对的。

明眼人都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就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这从宋教仁在上海另辟中部同盟会总部可以看出，而现在宋教仁不愿制而对其进行掣肘。

宋教仁愈来愈看不起这同盟会元老，不客气地道：“请问胡君，假设袁世凯推翻清室，举为大总统，共和国交给袁世凯，你们就真的对这个人放心？”

胡汉民登时语塞，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这一方针都写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里面的。从这样的情形看，宋教仁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

宋教仁虽然一力主和，但是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所以，和议若成，举袁世凯为总统如果成为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吕不韦在几下拍了拍项少龙的大腿，表示很高兴他挫了杨泉君的锋头。

马君武终是和胡汉民共乘一船，出言道：“大总统正策划整军北伐，此时谈论和议结果未免太早，袁世凯犹豫不定，也未必赞成共和，让位与袁世凯也还只是一个争议，我李大帅对让袁之议肯定是反对的，所以宋君以此作为理由未免牵强。”

马君武如此说，意思就是孙中山做大总统就不要内阁，袁世凯做总统就要内阁，却也等若间接肯定了宋教仁的说法。但是袁世凯当大总统，还是悬案一桩，没有定议。袁世凯没有表态共和心意，还在报纸喊着君主立宪，南方意见也未统一，李想等许多革命将领也都站出来反对，叫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但是这密室之言，只能暗中谋划，傻子也不会当着这么多议会的旧官僚的面说出来。所以面对马君武和胡汉民等同盟会同志的咄咄逼人，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想暗付，此时在政体选择上，革命党人既要集中政治权力以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政权，又要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防止其滑入集权专制的窠臼，这就难免使其在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做出抉择。孙宋政体之争，凸显了中国现代政治之权力与自由的内在紧张：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强大高效的国家动员能力，而政府的集权化又难免导致专制，从而侵害公民自由，滞缓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一论争，也预示着中国民主转型的一个基本难题，或者可以说是受大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共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