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2/3）

“这个，永昌元年，在襄阳修战备，还不是为了今上，天下看来还是姓李的罢……”

“这就难怪程大人被今上信用了。”

“小声些，这等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不想活了？”

“……若说襄阳大战，听说也是险到了极处，太宗皇帝的救兵，在荆州被鞑子兵阻住，襄阳城里看看粮食弓矢火药都尽了，城中的军民，都在惶惶不安，只有程大人和襄阳府尹牛大人——就是牛相爷的公子，也是我们河南人，力劝今上出城一战，果然鞑子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也将疲倦得很，一战便被杀得落花流水。若是早出城几日，鞑子兵还有余勇可贾，若再晚出城几日，城内的兵也困乏了。真真是恰到好处。”

“我怎么听说，这战后，太宗皇帝下了旨，切责今上和程牛两位大人，说守城实是有功，可惜操之过急，不等大军到来便自行出城，虽然小挫了鞑子兵，却让其见机逃遁了。”

“这个，怕是只有史臣才知道究竟如何了。”

史官就知道真相么？

共和年代历史学家依据非常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太宗实录》、《世祖实录》编纂的《顺史稿》，在《程系列传》上就丢了个不大不小的脸，按照《程传》，襄阳守城时，程系简直是张孟谈、张巡、王坚、崔可夫的完美综合体。

但当代史学者如果撰文夸赞《顺史》编纂得当，一定会被无数的声讨淹没，最有力的例子就是程系列传，通读全篇，一个忠贞不二的建国元勋形象跃然纸上。

但是无论时人笔记，还是近年随着牛佺墓被盗而流出的牛氏日记，都记载了程大人在大顺革命时期最关键的襄阳会战期间发生了不可救赎的动摇。

《程系列传》中指出，程大人在襄阳之役有两大功劳，一是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候发现了清军阵线的弱点，力请世祖从小北门出城反击，终致襄阳大捷，居功至伟；二是与襄阳府尹牛佺大人出资募集死士，准备在襄阳不守的情况下护送世祖出城，忠心可鉴。

但考诸史料，难以理解的是，当世祖出城之后，这批本为担任护卫的死士却在程、牛二位大人的带领下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和军械仓房，并将留守部队缴械，还举着白旗打开了清军最为密集的大北门……

当然，程系后人给出了完美的解释，死士占襄阳是为了肃清内奸，开大北门举白旗则是迷惑清军减轻世祖出击压力的高深谋略。如果当时清军不是已经溃败，襄阳一战会是什么后果？程大人的后辈一定会告诉我们，清军慕先辈盛名，定是骑马入城后滚鞍下马就降，来几个降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