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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子路跟随孔子周游，有一天掉在了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扛着除草的农具。子路问道：“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老师？”说完便把拐杖插在。地上锄起草来。子路恭敬地拱手站在一边。于是老人便留下子路住宿，杀鸡做饭款待他食用，还介绍自己的两个儿子见了子路。

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一行，并把自己昨天的经历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再拜见他。子路返回去时，老人却己离家出走。子路只好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不做官是不合乎道义的。长幼之间的关系都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大义又怎么可以废弃呢？一个人想洁身自好却搞乱了最重要的伦常关系，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道义。至于理想的主张难以实孔那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了。”

【读解】

子路去向老人打听自己老师的行踪，老人的回答竟像是打隐语，既不说看见了，也不说没有看见，而是反问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老师？”

那么，老人到底看见了孔子没有呢？不仅看见了，而且还很了解，不然怎么会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加以概括呢？何况，子路并没有说出自己老师的名字，他也连问都没问一下怎么就知道子路要找的是谁呢？

因为樊迟请求学种庄稼，遭到过孔子的严厉批评（《子路》），又因为孔子还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之类的话，所以老人谴责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是为“小人哉，樊须也！”出了一口气。这是题外的话，题内的话则是那老人的确很了解孔子，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而是一个不寻常的隐士，也正因为他是一个不寻常的隐士，知道孔子还会让子路再返回来和自己谈话，所以才提前离家出走，让子路扑了一个空，就像那接舆不愿意孔子和他谈论一样。

但子路毕竟是子路，就算是你走了，该说的话他还是要说，不是时你的儿子说也罢，还是对躲在屋后偷听的你说也罢。子路所说的话当然是孔子的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凡个要点：一、官还是应该做的。二、不能因为自己要洁身自好便破坏君臣之间的伦常关系。三、君子做官不外乎是“行义以达其道”，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罢了。四。至于政治理想很难实现，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了，也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这些思想都是孔子在其它地方反复多次表达过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子路在这里转述，是针对那隐居老人的思想而言，劝他不要隐居，而应该出来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为拯救这个变乱的世道而作一份贡献。当然，有一点是必须要特别搞清楚的。子路劝人做官，绝不是劝人去出风头，争权夺利，捞个人的好处，而是“行其义也”。为社会大众谋利益作出自我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也就是以民的公务员。

这种官，子路认为应该做，孔子也认为应该做，我们又何尝不认为应该做呢？不仅现在没有做官的人应该做，现在已经做官的人，不是更应该朝这方面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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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达行藏各有志

【原文】

逸民①：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②。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③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逸民：遗落于世而无官位的贤人。②虞仲、夷逸、朱张、少连这四个人的身世言行已不可确考。③中：合乎。

【译文】

古今被遗落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个分，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分；但他们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他们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清高，弃官合乎权变。我则跟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读解】

一般说来，逸民隐士是指那些志向高洁，确立了一个信念就抱定不放，不肯和现实妥协的人。

比如说伯夷、叔齐，由于不满于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法，“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不肯苟且偷生。所以，孔子说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风范。

但也有次一等的情况，比如说柳下惠和少连。少连的情况今天已不可考证，但柳下惠的情况却是清楚的。他三次做法官，又三次被罢兔。当有人劝他离开鲁国时，他却不以为然，还是要坚持下去。在孔子看来，他和少连已不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是“降志辱身”了，不过，他们的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具有中正的精神。虽然忍辱负重，但其内心志节还是没有改变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像虞仲、夷逸那样，完全避世隐居，放言高论孔子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做到了清高，舍弃做官也符合通权达变的思想。

至于孔子自己，则是与上面这些逸民都有所不同，主张以积极用世为前提的灵活态度，“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当然并不是不讲原则，在《里仁》篇里他已说过一次：“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适也，无莫也”就是“无可无不可”，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义之与比”，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用之则行，含之则藏”。或者用孟子的话来说，“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罢官就罢官，应该做得久就久做，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圣人中的识时务者。

总起来说，逸民隐士也罢，圣人也罢，虽然他们穷达行藏各有不同，但都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和志向，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的原则和志向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这是在上面已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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