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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证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对红军建设和作战方针都提出过重要意见。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经验。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7月，和máo • zé • dōng、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2月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主张，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máo • zé • dōng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为确立máo • zé • dōng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后继续担任中央主要军事领导职务，和máo • zé • dōng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周恩来负责这方面工作，在贯彻执行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半年时间就在西北基本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大联合的局面。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并和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蒋介石举行多次谈判，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的复杂问题，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前三个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山西，与阎锡山商议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原则、活动地区；发动平型关战斗并获大捷；促使国共合作进行忻口会战；并及时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很多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领导第三厅开展深入人心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长江局恢复和建立河南等十三个省的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开辟了中国南方的共产党工作。在和国民党的多次谈判中，由于蒋介石的fǎn • gòng立场，国共关系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后，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fǎn • gòng活动。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在重庆设立中央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还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的代表。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fǎn • gòng事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坚持了国共合作，制止了fǎn • gòng逆流，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投降的危险。他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周恩来及时转变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并提出一套坚持隐蔽精干方针的原则、方法，在使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强的战斗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方针，继续和国民党谈判；团结民主人士，开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军事调处。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部分著作和讲话

经过一系列工作，使国统区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和máo • zé • dōng一起转战陕北，协助máo • zé • dōng组织和指挥全国战场；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展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和máo • zé • dōng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1955年在亚非二十九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推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万隆精神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fǎn • gé • mìng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1972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tiān • ān • mén • shì • jiàn”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fǎn • gé • mìng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fǎn • gé • mìng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熊华源李坤）

周公

周公

周初政治家。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奭佐武王灭殷杀纣，三分商王畿地。封纣子武庚于邶以续殷祀，封文王子管叔于鄘、蔡叔于卫，防范之。名义上合称三监，以监殷民。

克殷二年后武王重病，遗命周公继位。但周公告天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滕箱内。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应付危难，立武王年幼之子诵为周成王，又自己执政称王，以致引起内部争权斗争。管、蔡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金滕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武庚利用时机，联络东（鄘）、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武王灭殷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即采取两方面政策：一是分治殷民，一是分封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大抵姬、姜两族进占已开化膏腴或要冲之地，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

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又于执政五年以大量殷遗民营洛邑，建东都成周，至七年告成。他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此后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形成“分陕而治”的局面，自陕（指陕原，即陕陌，今河南陕县西南）以东广大疆域都归周公治理。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成王任命其子明保到成周负责“三事四方”。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尊其功，留葬于宗周附近毕地与文王墓相邻。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参考书目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公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文史》第22、23、26、27辑。

（刘起釪）

周谷城

周谷城

（1898～）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1917～1921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学教员。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自1942年秋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时，同徐特立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并与当时担任该校小学部主事的máo • zé • dōng结识，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接受máo • zé • dōng的委托，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1942年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在大学任教期间，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他的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如：《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尔逻辑大纲》（1951年译）、《古史零证》（1956）、《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史学与美学》（1980）、《诗词小集》（1985）等。史学方面的论文已汇编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