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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而今眼目下，没办法了，能撤就撤，不能撤就推，比如蓟辽总督阎鸣泰，有一项绝技——修生祠，据我统计，他修的生祠有十余个，遍布京城一带，有的还修到了关外，估计是打算让皇太极也体验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

凭借此绝活，当年很是风光，现在麻烦了，追查阉党，头一个就查生祠，谁让修的，谁出的钱，生祠上都刻着，跑都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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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自己的清白，阎总督上疏，进行了耐心的说明，虽说生祠很多，但还是可以解释的，如保定的生祠，是顺天巡抚刘诏修的，通州的生祠，是御史梁梦环修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下级，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监督不够是有的，检讨是可以的，撤职坐牢是不可以的。

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本来是一穷孩子，卖力捧魏公公，希望能够混碗饭吃，当年也是风光一时，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都争相支持他，陆先生本人也颇为得意。

然而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魏公公刚走，就翻脸了，立马上疏，表示国子监本与魏忠贤势不两立，出了陆万龄这种败类，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将他立即开除出校。

据统计，自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几个月里，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疏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

这些奏疏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内容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

心中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

效果很明显，魏忠贤倒台一个月里，崇祯毫无动静，除客氏崔呈秀外，大家过得都还不错。

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

所以，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这个看法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

而崇祯，属于少数派。

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

比如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一万人，杀，两万人，杀杀，三万人，杀杀杀。无非多说几个杀字，不费劲。

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一样。

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就全撤，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转吗？这年头，看门的狗难找，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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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奏疏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

很简单，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疏抓人，贼准。

十一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动手。

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他侄子魏良卿，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公爵了（宁国公），还有客氏的儿子候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统统拉出去剁了。

接下来，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

这拨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到最后，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

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以当时市价，合人民币六千万至八千万），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

这两人都收了。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